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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红楼风雨梦中人_梁归智【完结】(82)

  12月21日,胡适又致函沈怡,其中说:

  你在曼谷如找不到周汝昌的《〈 红楼梦 〉新证 》,可向香港、东京找。我盼望你能看看这部六三二页的书。我买了几部,留了一部给台大。八月中台大教授吴相湘先生写信来说,“深感中共清算‘胡适思想’的工作真是白费了”。老兄看了此书,一定也会点头微笑说,“适之的幽灵果然还附在一些人的身上!”

  1960年11月19日,胡适给高阳① 复信说:

  关于周汝昌,我要替他说一句话。他是我在大陆上最后收到的一个“徒弟”,——他的书决不是“清算胡适思想的工具”。他在形式上不能不写几句骂我的话,但在他的《 新证 》里有许多向我道谢的话,别人看不出,我看了当然明白的。你试看他的《 新证 》页三○~三七,便知我的《 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我的敦诚《 四松堂集 》稿本,都到了他的手里。他虽不明说向我道谢,我看了自然明白。《 甲戌本脂砚斋 》本是我借给他的,由他兄弟两人分工影抄了一本。天地间止存我的原本和他们兄弟的影抄本,这个影抄本,他在书里从不敢提起,大概没有别人见过或用过(原本现在南港,你可以来看看)。《 四松堂集 》稿本是我临时故意留给他用的,此时大概还在他手里。看他对此稿本的记载(页三四),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了。(参考他的哥哥缉堂的跋)

  汝昌的书,有许多可批评的地方,但他的功力真可佩服。可以算是我的一个好“徒弟”。

  这很有一些可以作深度阐释的空间。毛泽东与胡适,这两个意识形态完全对立的人,为什么都对《〈 红楼梦 〉新证 》予以赞赏呢?这里面能找出什么样的“理路”?

  胡适把周汝昌说成是自己在红学研究方面的“一个好‘徒弟’”、“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颇有些洋洋自得。言下之意,当然《〈 红楼梦 〉新证 》和《〈 红楼梦 〉考证 》是性质相同的著作了,周汝昌是完全继承了胡适的衣钵,而且是继承得最好的了。这与大陆上那些对周汝昌的批判意思是一样的,不过一个是肯定的态度,一个是否定的态度罢了。

  其实,无论是胡适,还是大陆上的批判者,都在很大程度上错会了意。在胡适,未免“自作多情”,在大陆的批判者,是看走了眼。

  胡适说周汝昌在《〈 红楼梦 〉新证 》中对他暗暗表示谢意,是假批真谢,这当然也是对的。而且胡适还不知道,其实就是那些表面上对胡适有所贬抑的说法,也并不是周汝昌写的,而是文怀沙为了让书能够出版而作的技术处理,制造的一些“障眼法”。

  《 炎黄春秋 》1998年第4期发表舒云《 批判〈 红楼梦研究 〉前后的文怀沙和俞平伯 》一文,其中说:“红学家周汝昌那时刚分配到四川大学当教师,要出版一本《〈 红楼梦 〉新证 》。文怀沙做了他的责任编辑,并用王耳的名字写了万言长序。周汝昌把书稿寄到北京,文怀沙改定后再寄到上海出版。周汝昌两耳不闻窗外事,光埋头做学问,不管政治行情,文怀沙以中国古典文学丛刊主编王耳的名义,做了大量的删改工作,尽量避免书中提到胡适,不得不提到时,删去胡适先生如何如何,写成妄人胡适。以后文怀沙说对不起周汝昌,但在那个时期不打这个马虎眼过不了出版关。”

  而《 红学:1954 》中说:“1997年5月10日,四川红楼梦酒厂在北京饭店召开‘梦酒’鉴定会。健谈的文怀沙在发言时慷慨陈词:‘一提到‘红学’,我就来气。就因为我偶然涉足红学,结果害了两个人( 指俞平伯和周汝昌——引者 )。’愤激之情,溢于言表。”同时,孙玉明还加注解说:“笔者当日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文怀沙的发言属于笔者的‘亲见亲闻’。”

  对于胡适说因为周汝昌“骂”了胡适就“可以幸免”受批判,俞平伯“不忍骂”就“该受清算”,《 红学:1954 》分析说:“在这里,胡适对引发批判俞平伯的原因作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俞平伯之所以受到批判,如抛开偶然性的因素而从大处着眼,确实与胡适有关。但那是因为‘胡适思想’对俞平伯产生了很大影响,是受‘胡适思想’影响的俞平伯的论调与新的时代格格不入,但却不是基因于‘骂’与‘不骂’的问题。其实,在当时的形势下,即使俞平伯在书中大骂胡适,他的基本观点如果不变,也照样会受到时代大潮的冲击。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了这一点,曾经‘骂过胡适’的周汝昌,最终也受到了别人的批判。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他的‘书里所表现出来的,仍然是十足的胡适的实验主义的思想’。”

  这种分析应该说大体上是有道理的,只是最后一句仍然属于“看走了眼”。周汝昌的红学研究在起步阶段确实受到了胡适的鼓舞和影响,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昭然。但另一方面,周汝昌与胡适在对《 红楼梦 》的研究和评判上又是有根本分歧和区别的,其实存在着胡记和周记两种性质不同的“自传说”。胡记“自传说”确实可以说是“实验主义”的产物,周记“自传说”和“实验主义”却没有多大关系,而是如周汝昌后来一再辩称的,是染上了鲁迅色彩的——由文学人物而“原型”,再由“原型”引申到曹雪芹的精神气质。而胡适却局限于“原型”本身,对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精神气质毫不关心或作出隔膜错误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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