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次，周汝昌和妻子一起上街，又在东安市场碰到了聂绀弩。正好是中午，聂绀弩就跟着周汝昌夫妇一起走。周汝昌看他好像要到自己家里“蹭”饭，但那时儿女众多的周汝昌简直一贫如洗，就回头问妻子家里可有菜肴，妻子回答说什么也没有。聂绀弩听见了，就转身向北走了，口里说：“我去找张友鸾……”周汝昌后来著文回忆到这一段插曲，说：“他走了。我望着那踽踽凉凉的背影和步态，心里说不出的难过与愧怍——就是此刻重提此事，也觉脸红。”（《 砚霓小集 》之《 缘深缘浅话难明 》）周汝昌家的经济状态一直十分窘迫，有一次周建临对笔者说，在成都和回京城后，因为人口多，生活老是不宽裕，吃饭时母亲就做一盘菜，放在饭桌当中，结果大家谁也不敢多吃，吃了半天，那盘菜还有很多。
聂绀弩向周汝昌请教书法，曾经从周汝昌处借过三本欧阳询的字帖。后来聂绀弩落难，又过了一些年获得释放，还不忘记托杨霁云把三本字帖还给周汝昌。周汝昌看看还回来的字帖，只有一本原拓《 九成宫醴泉铭 》是自己的旧物，其他两本是另买补赔的。
周汝昌在1949年以前就与钱锺书有过交往，应该说两个人互相欣赏对方的才气。在1962年11月撰写的《 杨万里选集 》的引言中，周汝昌还特意引录了钱锺书《 谈艺录 》里的一段话，大加揄扬。
可是，在1958年，发生了一件让周汝昌追悔莫及的事情。
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人缘履痕雪泥鸿爪（2）
当时在各种思想改造和文化批判运动中，忽然又兴起了一个新名目，叫“拔白旗”。这是因为那时提出的口号是“又红又专”，意思是一个人不仅要精通业务——专，更重要的是要在政治上“要求进步”、“靠拢党组织”—— 红。凡是业务上很突出但对政治不太热衷感兴趣或不是共产党员的人就是“白旗”，因为业务好，自然会在具体的工作单位里有威信，这样会影响那些业务不突出但政治上“红”的人掌权控制局面，所以要把那些“白旗”“拔”掉，对他们展开批判，让他们威信扫地。
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冯雪峰、聂绀弩等懂业务的领导人都已经不在，早已靠边的靠边，入狱的入狱，主管古典文学编辑室的新领导紧跟形势，展开了大批判“拔白旗”运动，“靶子”当然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自己出版过的书中去找。正如前面引用过的唐翼明的文章中所说，在人文社出版的各种古典文学注解选本中，以钱锺书的《 宋诗选注 》水平最高，教条主义影响最少，社会影响最大，而钱锺书又并非共产党员，而是一个对政治保持距离的人，于是古典室的领导“决策”，就以这本书作为“白旗”的重点来“拔”，展开批判。“批判小组”正式成立，古典编辑室的人员当然都得参加，而且都要表态发言，分清“红”、“白”两条道路的大是大非。
周汝昌当然也要发言批判，下面是周汝昌本人的回忆：
“批判小组”里，业务上弄诗的是麦朝枢，我原是小说专业，但因也有了“诗名”，也安排在组内。在一个晚上，开会“批钱”。麦老广东人，口齿才能不高，讲“普通话”很不动听，我胜他一筹——天津人学北京腔。大概就因此，我的“发言”就“好”了。但此乃内部运动。不料“组内”整理出一篇批判文章交《文学遗产》（1958年12月《光明日报 》之《 文学遗产 》专栏第241期，文章题目为《 读〈宋诗选注序〉》——引者）公开发表，而且使我异常吃惊的是不用“某社批判小组”的署名，竟落了贱名三个大字的款！
当然，这也许全出好意——是看重我，培养我，引导我（我本就是个“白专型”）。但这么一来，事情“个人化”了，把我和钱先生公开放在一个“对立”的地位。
别人议论我不及知。钱先生看了，心中作何感想？对我的“变化”又作何“评价”？那就不问可知了。
对于《 宋诗选注 》，我从学术上并非全无意见，那是另一性质，如今却成了一种尴尬的政治性事态。钱先生从此绝不会再理我，我也无意辩解，因为应当自己引咎。（《 天·地·人·我 》中《 青眼相招感厚知 》）
周汝昌这段回忆录可能写于钱锺书逝世以后，但在钱锺书生前，周先生在给笔者的一封信中也曾谈到此事，并希望我方便时在文章中提及其中曲折，说明真相，以取得钱先生的谅解。不过笔者不太了解详情，也没有遇到适当的机会，因此没有落实。
以写《 边城 》而蜚声中外的作家沈从文（ 1902—1988 ），在20世纪50、60年代，因其写作的内容、风格、趣味都与新时代的意识形态要求格格不入，而被迫放弃了写作生涯，转而去故宫研究古代服饰。从新政权来说，这已经是“废物利用”的宽大优待政策了。从沈从文自身来说，倒也开辟了一个新领域，后来也成了古代服饰等考古方面的专家。
因为研究古代服饰，所以和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动发生了关系。周汝昌因此也和沈从文有了一段因缘。
小贴士：如果觉得52书库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https://www.52shuku.vip/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排行榜单 | 好书推荐 | 红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