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我们念的教材是何等的假大空，现实环境终究会将我们指向这条路。
这些我明白，我都明白。
但我厉小帆，还是有一个梦想——一个不那么现实和利己的梦想。
我要成为一双眼睛、一对耳朵、一副喉舌……向世间的人展示那些他们看不到、也听不到，却应该去看一看、听一听的东西。
我要让那些放弃思考和自省的人重拾反思的习惯和质疑的勇气。
我会不择手段地实现这个理想，贯彻我的正义，即使……那是一种卑鄙的正义。
……
9月9日，距离我当上调查记者已经过去了一周时间。
我已差不多熟悉了这里的工作环境，也和同事们成了点头之交。
但其实，我这工作也并不需要和办公室里的其他人搞好关系，我只要拍好主编的马屁就行；其他人管不了我、我也管不了他们。
我负责的主要是纸媒和网络新闻，所以我不是那种需要在镜头前直接采访别人的记者，不用给我配摄影师什么的；我要做的只是去调查、取证，然后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变成文字报导，交到我的上司……也就是主编的办公桌上，只要他点头说着可以刊登，那我就算没白忙活。
我的主编姓罗，今年五十多了，学历不低，年轻时还到纽约先驱报去实习过，但因为能力不行，品行也不太好，实习期还没过就被赶走了。
这事儿……整个单位里，除了他本人以外，只有我知道。
因为我调查过他。
很多人觉得要调查一个人很难，不是警察就很难做到，但实际上，只要你懂得一些技巧，并且敢于在法律的边界游走，很多情报都是唾手可得的。
罗主编能在我们这个单位混到如今这个位置，一方面是靠他深厚的溜须拍马、弄虚作假能力，另一方面就是靠着当初那“曾在纽约先驱报工作过”的履历。
虽然99％上班族都会在不同程度上看不惯自己的领导，或是鄙视领导的办事能力、或是质疑领导的履历，但真正会采取行动去证实自己看法的人恐怕还不到1％。
我就是那1％。
在我确定要调任到这个部门时，我就对罗主编……这个将来会当我顶头上司的男人展开了全面的调查。
首先，是看书面材料。
罗主编的档案，人事部自然有，虽然我不是人事部的，但我一样能看到，因为我那会儿还是“派信小弟”；公司所有进过mailroom的文件都会在我们这儿的电脑里留下备份，“先备份后打印”是基本章程，这是为了防止文件在递送过程中弄丢或者损毁。
尽管这些资料无法被带出公司（防盗措施很完备），但像人事档案这种总共也没多少字的东西，我在看的时候直接背下来就行了……别忘了，我可是中文系的。
接着，就是去查探这个人的“风评”。
这个更简单，每隔一两天，就拿上几杯网红店的奶茶，在下午的空闲时间到罗主编工作的那一层去，找个借口在前台那儿站一会儿，和前台聊聊天，顺便再跟那些正在和前台聊天的OL一块儿聊聊，基本就能探出个大概了。
不过这事儿不能做得太频繁，必须懂得分寸、点到即止；你要是连续一个礼拜天天都去，那个前台就会误会你对她有意思，然后你就必须约她出去，否则她就会发现你其实对她没意思……那时候，她就会有点不爽，就算她本来也不喜欢你，打算拒绝你或者把你当备胎，但你如果先她一步停止了某种她认为已经存在的暧昧关系，她就会恨上你，紧接着就会开始在背后说你坏话。
人性就是这么麻烦，懂得揣摩这些的我也觉得这些很麻烦，如果我是个女人、并且生在古代，也许有机会把这些知识用在宫斗活动之中，可惜我不是。
言归正传，在对罗主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后，我对他那份履历的质疑变得十分强烈，为了验证这点……我利用一个周末的时间，办了旅游签证，去了趟纽约。
出发前，我已通过邮件联系到了一位从纽约先驱报退休的老记者，约好了和他一起喝杯咖啡。
我自然不可能在网上直接问他关于罗主编的事情，倒也不是怕留下什么聊天记录，而是你直接问他这种问题他未必会理你。
我与那位老记者接触时是想好了全套说辞的，他以前曾写过一篇挺出名的关于环境治理问题的报导，还差点儿拿了普利策奖，我就以此为突破口，宣称自己在学校时就是因为读了他这篇报导，才立志成为调查记者的，如今终于得偿所愿，因此想跟他见一面，聊上几句，并请他这位“人生导师”给我传授点经验。
不出我所料，这老头儿非常爽快地就答应了。
“超过平均水平的高傲”、“不同程度的自以为是”、和“渴望被人重视”，可说是律师和记者行业的通病。
想象一下，一个“差一点儿拿到普利策奖”的老头儿，如今退休在家；他还没有老到必须进疗养院的地步，经济上也没什么困难；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每天从早忙到晚，过去的人际关系也渐渐疏远和减少；年轻时因为醉心工作，妻子早已离开了他，子女们一年里也只跟他见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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