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一名老人，需要的是什么呢？金钱？社会地位？这些他不缺、或者说对现在的他来说已经不太重要了。
他最渴望的东西无非是别人的陪伴，这个“别人”，如果是他的亲人那最好，是朋友也行，实在没有……一个怀着善意或敬意的陌生人，也很好了。
那天我一下飞机就联系了他，四十分钟后我们便在咖啡馆里碰头了。
老头儿一看我手上还拿着行李（我的行李不多，只带了一个小号的旅行箱）就来了，可感动坏了，他热情而有力地跟我握手，仿佛我是他远隔重洋却素未谋面的知己。
之后的一个多小时，我和他聊得很愉快，毕竟我来之前做了不少功课，读了不少他以前写的报导；“背东西”算是我的看家本领了，要不然我这学渣怕是根本考不上大学。
我可以从老头儿的眼里看到他的满足，看得出来……已经很久没有人这么长时间地认真听他说话了。
有些人一辈子也不曾被家人以外的人重视或崇拜过，还有些人虽然享受过那些，但某天……通常是他们退休的那天，这些也都跟着烟消云散。
这种心理落差，加上这类人惯有的高傲，会让他们非常失落。
人上了年纪的确是很可怜、也很可悲的，当一个人不可避免地变得越来越不受重视、甚至被视为累赘，身体和大脑也都逐渐衰败时，他们会慢慢被孤独和落寞所吞噬；很多人到了晚年轻易就会被一些拙劣的骗子摆布、却不信任自己的亲人，就是因为可能骗子陪他们的时间相对更多些。
我，也是个骗子。
我骗取了他的信任，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
在我那杯咖啡第三次续杯时，我假装不经意地提到了我的上司——罗主编；老头儿自然已经不记得那家伙了，不过我早有准备，我拿出笔记本电脑，点开了一张罗主编当年在纽约先驱报实习时的照片；这货把这张照片直接挂在自己办公室的墙上用来装逼，不难弄到。
那张照片中，除了罗主编之外，还有另外几名实习生，以及当时负责“带”他们的记者，也就是我眼前这位老人。
像纽约先驱报这种美国老牌媒体的背后主要还是被白人财阀们掌控，明里暗里的种族和性别歧视根深蒂固；罗主编实习的时候是在二十多年前了，那个时候“政治正确”还没现在这么紧，所以华裔的实习生很少，老头儿一看到照片，就对他有印象了。
或许是担心我和罗主编有什么交情，老头儿在说话时绕了些弯子，但依然可以听出来……姓罗的很不是个东西。
看来他那套溜须拍马和弄虚作假的把戏，一直没有变，只是并非在所有的地方都行得通。
三个小时后，我和那位老记者道了别，临行前老头儿拍了拍我的肩膀，夸奖、并祝福了我。
如果是在十年前，他还没退休的时候，他可能根本不屑于跟我这样的人坐下来喝咖啡；就算来了，他也不会跟我聊那么久。
那时的他，八成会跟我摆架子，说些自己很忙之类的话，粗暴地打断我的陈述，抨击我国的新闻自由，强行灌输一些他认同的价值观，回答一些他想回答的问题、无视其他的，刷完一波优越感后，留下一句“这单我买了，谢谢你浪费我的时间”，然后扔下几张现金并无礼地离去。
可是现在的他，站在街上，挥手、目送我上了出租车，直到车消失在拐角，他才转过头，带着叹息的意味舒了口气，步行回家。
事后他能意识到我只是在他身上打探情报吗？
应该是可以的，但我想，即使可以，他也不会让自己往那方面去想；他会竭力说服自己，今天遇到的真的是一位满怀热情的年轻后辈，而这个后辈真的是因为崇拜他才来见他的。
……
9月9日的下午，我从罗主编那里得到了我的第一个任务：去采访一对夫妇。
我知道他们，他们是几年前网上炒得沸沸扬扬的“无肛婴儿之死”事件的当事人；当然了，如今这事儿也早已经无人问津了。
主编要求我去跟进他们的情况，写一篇关于网络暴力的报道；按照罗主编的说法，最近上面想抓“网络暴力”这一块，进行一定的舆论引导。因此，需要我们用一个较为典型和凄惨的受害者案例，写一篇将网络暴民妖魔化的报导。
其实这也算好事。
我没有等到第二天，当天傍晚，我就拿着他给我的地址，乘上了前往天津的高铁。
第四章 判官之章（二）
对于雷蒙德·福克斯来说，五月一日这天本来是再平凡不过的一个日子。
这天上午，他只花了二十分钟就在法庭上将一名初出茅庐的辩护律师怼得面无人色；不到一个小时，法官就结束了庭审，将对方的委托人丢进了大牢，而等待那家伙的……无疑将会是最高限度的量刑。
也许那名辩护律师一辈子都会记得这件案子和这天的屈辱，但雷蒙德肯定不会。
作为“史上最年轻的联邦司法部首席检察官”，这种程度的“胜利”在他看来连开胃菜都算不上。
雷蒙德的“优秀”，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
今年四十岁的他，出生在一个平凡的中产阶级家庭，他的家族没有任何的官面背景，他是纯粹靠着自己的努力，从一个小律师一步步往上爬，并在三十六岁那年坐到今天这个位置上的；不出意外的话，五十岁之前，他就能顺势拿下“史上最年轻的联邦司法部总检察长”之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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