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于不喜欢的人，总是斜着头，从眼镜的上边看他，眼睛露出白珠多，黑珠少，怪可嫌的！”岂止长相奇特，行为也很怪异。
他讲究科学人生，工作再忙，睡眠必须保证8小时；饮食起居讲究卫生，在饭馆用餐，必用开水涤器皿，酒席上不喝酒，但要用酒洗筷子；终生不吃海味；吃无外皮的水果，也要在凉水里浸上20秒。
他最恨奢侈，但注重生活的舒适和休息，每年夏天要带夫人到凉爽地区避暑。
有机会坐头等车，绝不坐二等车；有安稳的地方睡觉，绝不住喧闹的旅馆。
他认为这是在积蓄精力，以便更好地工作。
他笃信西医，早年有脚痒病，西医嘱赤足疗效最佳，他就终身穿多孔皮鞋，在家常赤脚，到熟朋友家也常脱袜子与友聊天，自称“赤脚大仙”。他有20年烟龄，某年忽觉脚趾发麻，医嘱戒烟，他立马戒绝。
他不屑中医。
太太有病，胡适觅到一方中药膏，他碍于情面收下了，带回家却不让夫人用。
第11节：天下你我应识君——丁文江这个人(2)
老友钱伯庄为此同他“抬杠”，说假如你到僻壤考究地质，忽然病了，当地无西医西药，怎么办？丁文江断然回答：“不，不！科学家不得自毁其信仰节操，宁死不吃中药，不看中医。”此言不谬。
某年他偕友到贵州旅行，同行者病倒，那儿没有西医，他打电话到贵阳去请。
同行者都病死了，人们劝他先服中药，他终不肯破戒……丁文江就是这么一个怪人。
怪人有奇才。
温源宁说丁文江头脑里东西多得“就像个古玩店”，称他是“百科全书”。这倒真不过誉，丁文江不仅是中国地质学的“开山大师”，还涉足地理学、人种学、优生学、历史学、考古学和少数民族语言学等领域。
根据陈西滢的回忆，罗素常对他的英国朋友说：“丁文江是我所见中国人中最有才最有能力的人。”丁文江骑在马上是帅才，胸中自有雄兵百万，指挥若定；伏在战壕里，是忠实的士兵，进有勇，守有谋。
他是一位地道的实干家。
他有一句名言：“明天就死又何妨；只拼命做工，就像你永不会死一样。”这就是他理想中“活泼泼的生活的乐趣”。丁文江对社会的贡献也是多元的。
从本质上来说他是学者，学人的丁文江是中国地质事业的主要拓荒者。
在地质科长任内，他首创了专门的地质教育机构地质研究所。
1913年，他被任命为地质调查所所长兼研究所所长，着手网罗、培养地质人才。
当时，没有教生物的教师，他自己充任，并亲自带学生到云南的崇山峻岭中做地质调查。
当时在这些地区搞调查是十分危险的，生命随时会受到威胁，赵亚曾被土匪枪杀就是一例。
丁文江不怕。
他崇敬徐霞客（后为其作年谱），并引为楷模。
为取得一手资料，丁文江力倡“登山必到山顶，移动必须步行”、“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的探勘原则。
身先士卒，登山时“手足并用”爬那条本没有路的小路。
1919年丁文江不无感慨地说：“七年中，南游于滇黔，东游于皖浙，西至秦晋，东北至鲁。”足遍天下，采集到大量的化石、标本，极大地丰富了地质矿产博物馆的馆藏，人称“20世纪的徐霞客”。1922年，他发起成立中国地质学会，由章鸿钊为会长，翁文灏、李四光为副会长，他做评议员，随之创办并主编《中国地质学会志》。
他麾下的地质研究所，为当时的中兴公司、开滦煤矿等提供了不少切实的技术帮助，往往不收报酬。
当丁文江想筹办地质图书馆向他们募捐时，实业家们纷纷慷慨解囊。
1921年建成位于北京兵马司九号的地质图书馆，造福于广大地质从业者至今。
他还倡议并主持编撰了《中华民国地图》和《中国分省新图》，对中国现代地图学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那年月，丁文江全身心投入地质事业。
1919年，他陪同梁启超游欧，托正在德国求学的朱家骅帮忙，为地质所置购一批地质方面的外文资料；当他获知在英国留学的李四光已获自然科学硕士学位时，便让自己的四弟丁文渊拜访李四光，恳请李四光到北大执教，终如愿以偿。
鉴于当时国内古生物研究力量薄弱，丁文江通过美国地质调查所的朋友，找到曾任哥伦比亚大学古生物学教授的葛利普。
丁文江亲自拜访，诚邀他到北大当教授并兼地质调查所顾问，亦获成功。
李四光与葛利普到北大，使地质系的面貌焕然一新。
后人评论说：“如果没有李四光和葛利普，北大地质系绝不会有后来的辉煌。”陶孟和说：“仅就他对于地质学的发展来说，丁君足可以成为学术界的政治家。”李济说他“是一个划时代的人”。中研院曾是中国最高的学术机构，高端人才密集，人际关系盘根错节。
1934年丁文江应蔡元培之请，出任中研院总干事。
此前他怕自己的身体不能胜任而影响工作，还特地到医院做了检查，无碍后方受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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