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节：天下你我应识君——丁文江这个人(3)
作为学术行政领导者的丁文江，走马上任后“夙夜匪懈，案无留牍”。他大力整肃院风，裁减冗员，减少行政经费，以增加事业经费，理顺了中研院的各种关系。
为确保学术的独立性，他创设“评议会”，极大地调动了全院人员的积极性，蔡元培称此举为中研院定了“百年大计”。丁文江就任总干事，规定做野外工作不得偕眷。
此令引起赵元任、李方桂等人的反对。
丁文江殷殷沟通，终获谅解。
而河南考古组大将董作宾，事先未向傅斯年、李济说明，带女友到工地，住史语所办事处。
傅斯年自觉失职，“汗流浃背，痛哭不已”，要自请革职。
李济认为傅不应当承担责任，他是代理所长，故主动要求辞去考古组主任一职。
而董作宾知道后，感到由于自己的冒失，连累他人，深感不安，立即表示要辞职“以谢贤明”。这些都是考古大将，辞职不干安阳考古便要泡汤。
丁文江面对这连环辞职案，从容疏通。
他先写信给董，剀切分析“偕女友”引发的后果，晓以大义；又打电报给胡适，让他做董的工作。
董作宾最后心平气和地返回考古地工作。
一场沸沸扬扬的连环辞职风波有惊无险，终告平息。
20年后，董作宾回忆说：“他（丁文江，笔者）曾一再写长信劝我，他以摆着一副老大哥面孔，写了许多诚诚恳恳的话语，举出许多他自己的经验，谆谆教导我，使我看了非常感动，于是，放弃自己的偏见，服从在他的指示之下。”此举令众人心服——丁文江是位有卓越领导艺术的“大当家”的。
丁文江的领导艺术不仅表现在学术行政上，他还兴办过企业。
1921年6月，他曾出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
弃心爱的地质事业，做起买卖，此非他本意。
除政治上此时他已看淡做官一事外，经济的重压是个重要因素。
丁文江在地质调查所任内10年，兢兢业业，律己奉公，坚守“不兼差”、“不弄钱”的底线。
一身正气，必然两袖清风了。
做官10年，他竟无积蓄，后来政府欠薪，弄得他到“衣食都不周全”的困境。
丁文江是一个家庭责任感十分强的人，同母、异母兄弟及侄辈求学的费用都由他负担。
嗟来之食他不吃，洁身自好的丁文江只有自己下海经商了。
北票煤矿公司是一家官商合办企业，叶恭绰任董事长，丁文江任总经理。
他苦心经营了5年，业绩不坏，由日产煤数十吨，最后发展到日产2000吨。
那5年间，他穿行于京、津、沈之间。
因工作关系他认识了张学良等东北政要，他对奉系军阀的黑暗有较深的了解，深恶痛绝。
丁文江是一位典型的公共型知识分子，他对公共事务、现实政治都怀有莫大的兴致与热情。
在“下海”的5年里，他间或“上岸”，与胡适、蒋梦麟一些朋友谈谈政治，办办报纸；研究民国军事，心仪军事教育，还挑起了影响深远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限于篇幅，此处只谈丁文江的政治情结。
他对政治的兴趣，用李济的话说是“完全被动的”。一次闲聊时，李济说到一件科学计划因受政治的影响而夭折，丁文江慨然：“你们老问我恋着政治问题不舍，不集中全力作科学工作。
你看，政治不澄清，科学工作是没法推进的。”北票公司期间，老友董显光见他研究中国500年来宰相的籍贯，不理解，劝他何不用此时间去找金矿。
丁文江说得更直接：“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人事，而不是物质，如果我找到金矿银矿，而不了解人事问题，那金银仍将被偷盗以去，弄得更糟。”那时，因办矿工作需要，他接触不少奉系军阀要人，深知内幕之丑之黑。
他忧虑奉系军人一旦控制北京政府，会使中国政治变得“更无法纪，更腐败，更黑暗。”为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所驱使，他说服决心“20年不谈政治”的胡适，与蒋梦麟、陶孟和等办《努力周报》，在报上刊登由他参与具名，有蔡元培、胡适、李大钊、梁漱溟等16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俗称“好政府宣言”)，公开提出改革政治的三项基本原则：“宪政的”、“公开的”、“有计划的”。“九·一八”事变后，为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和人格尊严，他们又创办了《独立评论》，丁文江是写稿最多、最卖力的一个。
第13节：天下你我应识君——丁文江这个人(4)
他认为：“最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丁文江一生为人诟病的是与军阀孙传芳合作，当了8个月的“淞沪总办”。这符合丁文江的性格——“有机会就干”。在此期间丁文江以非凡的智慧与魄力，确立了上海的新市政，规划了一个“大上海”的蓝图。
兴利除弊，统一行政，统一财政，改良公共卫生事业；禁烟，追查劣豪，整理官产等等，为老百姓办了不少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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