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渐地，黄蕙兰成为顾维钧的得力助手。
由于她懂6国语言，为人热情、大方，又懂礼节，深受欧洲人欢迎，“被当作自己人看待”。在外交使团，夫人外交很重要，“法国以及别的国家要根据顾维钧和我的表现来确定他们对中国的看法。”黄蕙兰认为“我们是中国的展览橱窗”，得注意形象。
连持“不同政见”的袁道丰（曾任国民政府驻巴黎总领事，顾维钧老友）也承认：“当大使太太是最适合黄蕙兰的胃口，与西人酬酢应答如流，也确有她的一套。
很少有中国大使的太太能够和她比拟的。”顾维钧出任驻美大使时，宋美龄访美，黄蕙兰将大使馆的套房让给她，好出风头的黄蕙兰也谨慎地退出一切活动。
就餐时，将自己与丈夫对面的餐席让给宋美龄。
宋美龄接见众多的客人握手时，她悄悄地递上浸过花露水的热毛巾，适时、得体又周到。
一次，当众人称赞顾维钧为赢得国际承认中国的地位做出了贡献时，宋美龄还特别提醒大家：“别忘了大使夫人也起了重要作用。” 黄蕙兰也自明，她的价值有一半体现在她雄厚的财力上。
当时，使馆经费拮据，顾维钧的许多外交应酬都是黄蕙兰掏的钱。
波特兰广场的破旧使馆，黄蕙兰觉得很丢中国人的面子，自掏腰包将其翻修一新。
顾维钧回国内工作时，她一掷20万美金购下北京狮子胡同陈圆圆的故居做公馆。
父亲寄来大把大把的钱，她都交给顾维钧，要用，再向他拿。
黄蕙兰热心公益事业，在伦敦积极参加战时救护工作，在遭空袭之后的难区抢救伤员。
连续4个月，从午夜到次日早晨8点，累得整天和衣睡觉。
由于顾维钧的职务升迁，黄蕙兰的交际也更广泛、高级。
参加白金汉宫战后首次宫廷舞会，与英国大使和英王握手，出席杜鲁门总统就职典礼，几乎天天都有社交活动，使她备感荣耀。
她大方、 热情，但恪守做人的尊严。
新婚后的第一次宴会上，一位外国大人物为她作诗，并试图与她调情。
第21节：远东最美丽的珍珠——顾维钧第三任夫人黄蕙兰女士(5)
黄蕙兰机智地大声说：“维钧，那个老头想知道中国话怎样说‘我爱你’。”一个法国外交官轻佻地对她说：“我认为中国人是可爱的——个子矮小，弯着腰趿拉着脚走路，而妇女则用缠过的小脚蹒跚而行。”黄蕙兰针锋相对：“我丈夫像苦力一样趿拉着脚走路吗？我是不是一个缠足的小玩偶？”黄蕙兰是位交际能手，女人喜欢她，男人更喜欢。
但她认为她那些异性朋友仅仅是朋友。
为了为人妇、为人母和自身的尊严，她恪守妇道。
然而，外面总有些风风雨雨，顾维钧时有怨言。
她说，她对老朋友的款待，只是出于礼貌。
一次外交活动后，法国外交官有意撇开妻子，钻到她的车子里，坐在她与顾维钧的中间，伸手摸她。
她斥其“住手！”而顾维钧只在考虑他自己的事，竟全然不知！黄蕙兰觉得委屈、寒心。
日月流转，顾维钧、黄蕙兰之间的隔膜在日益加深，顾维钧也渐渐心有另属。
黄蕙兰认为：他在巴黎大使任上与异性交际的所为，使她蒙辱，她感到愤怒。
36年的缘分终于走到了尽头。
顾维钧与黄蕙兰离异后，娶了已故驻马尼拉总领事杨冠笙的遗孀严幼韵为妻。
黄蕙兰在晚年撰写的《没有不散的筵席》中，追述她的一生、她与顾维钧的恩恩怨怨；但心态是平和的，有怨气，无恶语。
雅量大到连那位横刀夺爱的女性的名字都未提。
而她视顾维钧与前妻之女菊珍如同己出，直至终老。
黄蕙兰晚年隐居在纽约曼哈顿，靠父亲留给她的50万美金的利息养老，1993年12月辞世。
顾维钧于1985年11月14日作古。
花开花落水自流。
征引及参考书目：黄蕙兰：《没有不散的筵席》，天津编译中心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袁道丰：《顾维钧其人其事》，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第22节：一净土掩风流——“四级教授”袁昌英(1)
一净土掩风流——“四级教授”袁昌英
爱丁堡飞出一孔雀20世纪50年代，全国高校评定职称时，武汉大学的袁昌英和夫君杨端六都被钦定为“四级教授”。有人评说此举贴切地诠释了“帽子的价值并不等于头脑的价值”这一格言。
袁昌英（1894—1973）号兰紫、兰子，湖南醴陵人。
其父袁雪安，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历任民国大学部部长，湖南省代理省长，云南财政厅厅长，山东、安徽财政厅厅长等职。
袁昌英还有3个妹妹都早夭，她是唯一幸存下来的。
幼时在老家上私塾，稍长，被父亲接到上海入教会学校中西女塾学英文，开始受西方文化的熏陶。
1916年自费赴英国留学，在爱丁堡大学攻读英国文学时，结识了周鲠生、皮宗石、杨端六等一群湖南籍热血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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