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致赵清阁信有一封遗失后，一直耿耿于怀，便改托人带口信了。
每至岁末，是她播种情感收获友谊的时节。
每年圣诞新年，“她均要紧张一阵或数阵”，往世界各地寄贺卡，90岁后把卖贺卡的小贩请到家中，挑拣图案吉祥又便宜的。
据日记载，某次不寄不寄一下还“弄了”120张，还有遗漏，“待补寄”。后来算算小账，寄贺卡不合算，“今日得几贺卡，若回一卡则费四五元，卡费亦三四元，此如以航笺（片）代替，反而可大述寒温也。”她的信友遍布世界，台湾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王雪艇；胡适、梁实秋、林语堂、谢冰莹、陈源、凌叔华、林海音；大陆的冰心、杨绛、赵清阁等等。
最令人捧腹的是，1991年台湾邮费增资，她试以少写信来对抗邮局增资：“邮局增资后，即少写一、二封，乃市民消极抵抗也。
信少，邮局收入亦少，则增资实为失策，或不久之将来又将减资，则我辈胜利矣。”（1991.8.1）苏雪林写信的热情，笔者深有体会。
我藏有她致我的7封信，都是她年届百龄时写的。
用的是薄型大白纸，密密麻麻，有一通连落款都叠印得看不清。
有一封3000余字，“今晨写信与张昌华，数日以来（七天，笔者注）共写了六页，原子笔不好，写得不成样子，惟唐德刚又在大陆毁谤胡适博士，仍坚主胡在民国六年哥大所得为待赠博士，十年后乃得此一学位，大陆人多信，我于致张昌华信中，不得不为一辩，希望犹大之吻能在大陆出版。”（1996.6.18，此信系接我寄她的江苏文艺出版社的《胡适自传》后所写，笔者）她致我的最后一封信，即写在巴掌大的绿色餐巾纸上。
笔者揣摩，苏雪林喜欢写信，特别是她衰年耳全聋，不能接听电话，与人面对面交流都须靠笔谈，太孤独、寂寞。
自其姐苏淑孟去世后，她一人独居，终日面壁无语。
她想用信与友人交流，了解外面的世界，或叙旧以慰心怀吧。
至于她千方百计为邮资费心，倒不全因穷，而是自幼养成的俭朴之习。
如果我们了解她晚年力拒官方的资助，早年在艰苦的抗战岁月，把自己的嫁妆、积蓄、首饰兑换成52两黄金，托《大公报》社长胡政之捐给国家“小助抗战”（石楠《另类才女苏雪林》，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我们就不会笑话她的“啬”了。
市井一俗人苏雪林，一个从偏僻乡野里走出的村姑，自勉、自强而自立，印证了天道酬勤的箴言。
在她的日记中时常出没一个“混”字，当某日著作成绩欠佳时，总要写一句“又混了一天”；当某日写文章不顺手，“冷却”后再读时，必发“文过一夜必有悔”的感叹；当文思艰涩、滞笔稿端时，总要发出廉颇老矣的感慨。
她焚膏继晷，兀兀穷年，毕生躬耕2000万字，成就了名山事业，被台湾奉尊为“国宝”。但在巷陌深处的百货摊前，在腥臭嘈杂的菜场里，在街头的邮局报亭旁，时有她头发蓬松、衣履欠整、佝偻蹒跚的背影。
她是一位地道的市井小民，一个向社会讨生活的凡人。
苏雪林的一生充满矛盾。
她自恋、自信又自大。
“每一提笔，词源滚滚而来，实乃异禀，殊可羡也。”“今日写我的母亲，改题为吃亏者常在，约二千字，写得甚为满意，余之文思并不因年老而衰退，反而比青壮年时代更为充沛，亦可喜之现象也。”（1964.4.27）还饶有兴致，“今年开始读自己作品，所有作品几乎全阅一遍。”（1990.7.30）九五寿诞前夕，成功大学派两位研究生跟着她3个月，录音、访问，拟为她整理《自传》，苏雪林审读初稿很不满意，“几个毛丫头哪有资格写我的自传？”94岁的她，亲自挥毫写就《浮生九四》。
她积40年之功，作《屈赋研究》，洋洋自得：“可谓发千古之秘，余注屈赋，能随时获得灵感，亦快事也。”（1964.2.12）不料，《屈赋研究》之价值遭到怀疑，以致影响她的“院士”评定，她不服，“我将求知音于五十年、一百年以后。
第46节：岁月的书签——苏雪林日记中的七七八八(6)
即五十百年以后无人赏识，那也无妨。
‘文章千古事’，只须吾书尚存，终有拨云见日的时候！”（《浮生九四》自序）另一方面，苏雪林在工作、生活上又常常自责，甚而自卑。
由于她退休早，一次性提取退休金后，靠利息生活。
随物价日涨，难免有捉襟见肘的窘困，只好煮字疗饥。
社会上有许多热心人援手，亲近者，她推却不过“颜受之”；稍疏者送来了，坚决退回；复又塞来，无奈纳之。
她知足不贪，在日记中多有自律：“余现在稿费收入相当不错，实不需许多钱，且我性廉介，实不愿受人恩惠。”（1989.1.6）她喜对人评头论足，又偏激，口无遮拦，每每招致非议后又深深自责：“此文得罪许多人，且亦暴露自己修养缺欠。”（1975.4.10）后来写文章时，尤其是对逝者，客气多了。
“今其人已死，言其短实不该，惟有舍其短而言其长矣。”（1990.5.26）她曾向成大辞职，后权衡利弊，又吃回头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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