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点想法，即顺乎自然渗入都江堰工程的同时，也渗入了成都人的个性及血脉中——顺乎天性，得过且过，狡猾善变，享受生活等等——姑且称之为一种独具特质的水文化之影响吧。而且道教的发源地区在鹤鸣山和青城山连接地带，道教的思想中有阴阳五行的成分，此乃顺乎自然、崇尚黄老之哲学，另外尚有长生不老、贪图享乐的思想包孕其中。更为重要的是，四川包括成都历来的今文经学的风气较重——“好文刺讥，贵慕权势”（《汉书·地理志下》），也就是此种思想的变种体现——“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三国志·蜀志·尹默传》），加之与彼时本地少数巫术之风联结在一起，“俗好巫鬼禁忌”（《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对成都人的贪图享乐之风，或许有几分影响亦未可知。
前蜀后蜀这种偏安一隅的政权中的后主，对道教之崇尚胜过其他地区，比如王衍将道士杜光庭任命为传真天师，崇真馆大学士，荒淫无度；孟昶追求长生不老，贪图享乐，道教是他们享受的催化剂。民众的享乐虽无他们那般奢侈，但是也不遑多让，以至形成一种风气。这是都江堰导致这一地区水旱从人，物产丰饶，在农业社会人们容易生存，以及道教中的享乐成分对人们的吸引的双重结果，我们不可小看这样的双重影响。对此，我们不难从古人对自然地理于人的影响方面加以征引，以观察问题的实质，“西北多山，故其人重厚朴鲁，荆扬多水，其人亦明慧文巧，而患在轻浅”（庄绰《鸡肋编》）。虽然文中所提及的是，荆扬之人多“轻浅”，然用在成都人的身上也大抵称得上是不刊之论。
更为有趣的是，道教与都江堰的关系。杜光庭曾作与都江堰及道教均有一定关系的《录异记》和《贺江神移堰笺》，《独醒杂志》（宋代曾敏行）亦有清楚的记载，更有宋代道教人士编撰的与都江堰岁修有关的《道教灵验记》（佚名，参见宋代道士张君房《云笈七笺》），以及清代二王庙道士王来通——他还亲自撰写了诸如《天时地利堰务说》《拟作鱼嘴法》《作鱼嘴活套法》等，尤其是前者用阴阳五行的哲学来阐述都江堰之“堰务”——编《灌江备考》时约请当时许多人写有关都江堰的文章，除了说明都江堰与宗教尤其是道教——似乎在各种教派中只有道教特别记载着都江堰水利文献，因为顺其自然是它们共同遵守的法则——的密切关系外，还体现了这两者对成都的文化，以及成都人的生活方式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另外，古籍中常载川人包括成都人，父母尚健在，子女就及时分家，“别籍异财”，成为比较普遍的事，甚至形成了一项传统。“小人薄于情礼，父子率多异居”（《隋书·地理志上》），因此招致统治阶级出面严谕，“太祖开宝元年六月癸亥，诏荆蜀民祖父母在者，子孙不得别财异居；二年八月丁亥，诏川陕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别籍异财者，论死”（转引自张澍《蜀典·风俗类》）。统治阶级认为此举会动摇宗法社会的统治基础，当然更重要的是伤及他们的利益。或许分家的潜在基础就是物质上的相对丰沛，否则分家而带来的相同资源上的重置，就会形成不必要的浪费，而对生存不利。当然或许另有原因，但不管怎样，我们不难由此从侧面观察到，在四川包括成都的历史上，儒家思想并没有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占据完全的市场，尤其是在小民百姓之中。倒是道家的享乐之风，对成都有深入骨血之功效，很对民众的胃口，绝非那种以压抑人之寻常享乐为己任的儒、佛二家可以相提并论的。
水湄之城
关于治水，在技术不甚发达的时代，顺乎自然是第一要义。而在当今，顺乎自然固在相当程度上仍是治水的不二法门，但人的认知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确是古代所无法比拟的，因此用最新技术来改造治水之工程，就有了相应的技术基础。但有了相应的技术基础，还是要在治水时解决因水利工程不破坏固有的环境平衡，及其由此引起的诸多与此相关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的产生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可能超过水利工程本身造福于民众的利益，就等于做了一笔注定要输的生意。这就是三峡工程为什么至今仍有各路批评意见的原因。
但都江堰的确没有这样的麻烦，因为地处平原地区，而且此水又多用于灌溉及社会用水，并不主要用来发电，故而不必筑坝蓄水，而是继续采用无坝分水的方式。但如果都江堰灌溉水系的其他灌溉支系，不是采取都江堰主渠那样顺乎自然的无坝分水方式，无疑就会出现灾难性的影响。而像清朝同治年间灌县知县钱茂用类同于都江堰修建之法，修建的黑河前段石牛堰（李芳《钱公堤记》），其畅流无阻，便利于民，自在意料之中。
我之所以提到都江堰支渠系的修建工程，其原因是李冰在建设都江堰的同时，就似乎想到都江堰水系的整体开发，全面开发成都平原，即依天然水势，“规堰潴，町原防”，整理原隰沮洳，以便排除。更进一步的，在原来开明可能开掘的零星河床上，穿检江和郫江即成都二江，将都江堰与成都发展联系起来。检江自宝瓶口外分水，今名走马河，过成都则称为南河，又叫锦江；郫江今天一般称为柏条河，过成都时则称为府河，两江于成都东南合江亭处相汇。但李冰所凿二江是平行流于城南，只是到了唐僖宗时，高骈筑罗城以卫成都，以防南诏，在九里堤筑糜枣堰，才使府河改道绕过城北向东流，亦在今安顺桥的合江亭汇合，该处“鸿盘如山，横架赤霄，广场在下，砥平云截”（曹学佺《蜀中广记》），终至形成“内外二江环抱，大小重城相包”的城市布局。此种格局历经两千三百多年而无大的变化，使得成都这两千多年建立在城址破坏较少的基础上——当然像南宋末年的蒙元入侵、明末清初的大兵祸等等，自是不免的。这里主要是指水对于成都的发展弊少利多这一点而言。尽管就城市而言，因水而兴，因水而荣，因水而困，因水而发，是水作为一柄双刃剑的天然性使然——因而城市建设稳步发展的前提下，它获得了一种相对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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