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解玉溪、金水河这样的城内河道，对综合发挥城市的作用是很大，诸如可供城中用水如消防、排污——当然更为先进的做法是，大慈寺僧众多达八千至一万人的时候，其大便即可通过金水河运到粪草湖街，再转运其他地方，而最终成为农民的肥料。大抵是可以据此与农民以物易物如柴草，或许可以卖给他们，总之不会无偿运送——汛期防洪、行舟运柴米入城区等。往更深处想，还可以美化生活环境。
而高骈之改原李冰穿二江形成的今天府南河格局，一方面减少城南洪水时期的压力，因为此前二江平行流经南面，且相距不远。另外彼时最要紧的是提高了成都抵御外敌入侵的能力，这与高骈筑罗城联合起来，使得成都城的守卫能力大大加强。自高骈之后，诸多执掌成都的人，都把解决成都城内水道淤堵问题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因为它的通畅与否，事关民众的日常生活、城市的建设及其发展。宋代王觌将城中的两条干渠，东行分为四大支，分散于居民区中，便利用水及防火。遇有暴雨洪灾，则可在引水处将节制水槽打开泄水，那么城中所有沟渠的水位便能保持不泛滥成灾的正常状态（吴师孟《导水记》）。
成都环街大渠的疏浚工作按例是每年初春进行，但由于并没有形成不可更易的制度，因此到成都知府席旦来组织疏浚的时候，他将淤泥堆在渠道上，被农民当作肥料拿去肥田了；而当其孙子席益知成都府的时，河道又淤塞了，该年瘟疫流行，死亡不少。后来他采取他祖父的整治河道的方式，并且将要经常疏浚的渠道及其地段，用地图的形式绘制下来，加以刊印，以便留给后来治城内水道的人参考（席益《淘渠记》）。此后尚有明代刘侃、清代项诚等都曾大力注意城中水道及其排堵问题，但似乎还没有完全变成今日之下水道，因为明水道的淤堵尚费事不少，在技术没能达到之时，即便能用下水道之法，也是不能解决其堵塞问题的。
现在我们当然解决了下水道问题，但成都却处于缺水及水质严重污染之中，过去泛舟府南河，因而溯游浣花溪的美事，不知何日得以重现？而这一切必须仰赖于我们对于府南河的生态性综合开发利用，以环境之美化为第一要务。否则我们真是对不起有一个伟大而历久弥新的都江堰工程，对不起我们古人曾经卓越，且至今仍放光芒的智慧。
第五章 难以忘怀的时代
你要我说，
有什么心得？
我说，书已拜读，
纸张不错。
——约翰·威廉·格莱姆
货币好比政治肌体的脂肪：脂肪太多，身体就不灵便；脂肪太少，又要得病。
——威廉·配第
我们的书香
今天，我们也许不会对一张纸分外看重，不屑去端详它，因为它实在平淡无奇。但我们不要忘了一张纸的“祖先”，其来历却非同寻常的。我们常说纸是蔡伦发明的，这话到底是不大经得住考验的，就像大家说毛笔是蒙恬发明的，汉字是仓颉创造的一样，那只是将集体智慧的结晶神话到某些确实为该项事业做出较大贡献的人身上，树立权威是为了让后人对其功业崇敬不忘。像上述诸位，至于说他们发明该项东西，就免不了有附会乃至夸张之嫌。但如果你说蔡伦对中国造纸术的发展居功至伟，我是不反对的，因为他的事迹究竟不像蒙恬、仓颉那般渺茫无考。宋朝两位四川前辈苏易简、史绳祖已对此作出了令人信服的怀疑及其相应的证明，前一位说：“汉初已有幡纸代简，成帝时有赫蹏书诏。应劭曰，赫蹏，薄小纸也。至后汉和帝元兴，中常侍蔡伦剉故布及鱼网树皮而作之弥工，如蒙恬以前已有笔之谓也。”（《文房四谱》卷四《纸谱·二之造》）后一位谈道：“纸笔不始于蔡伦、蒙恬，……但蒙、蔡所造，精工于前世则有之，谓纸笔始此二人则不可也。”（《学斋占毕》卷二）由是观之，考证出谁发明了纸，并不是最重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发明了纸。
至于说成都在纸的发展过程中的特殊贡献，在史籍中的记载并不太早。但从早期产纸所用的原料来看，成都对中国的造纸术当有相应的贡献，比如竹子、麻、楮、渔网等材料在成都是并不缺乏的，竹子、麻和楮还是盛产。大诗人苏轼曾透露过布之边角余料可作纸之事，而且说四川在这方面也比别处做得好：“川纸取布头机之余，经不受纬者，治作之，故名布头笺，此纸冠天下。六合人亦作，终不及尔。”（《东坡志林》十一卷）更为重要的是，成都在西汉末年不仅成为西南最大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与洛阳、邯郸、临淄、宛并称五大商都，简称“五都”。虽然当时成都的人口户数仅次于长安，但其总人数为三十八万，可能还在长安之上，居第一。成都既然如此繁荣，依我的揣度，必然得有其繁荣的基底，及其繁荣后的作为。
从基底上讲，汉代文翁兴学，不少人不惜长途跋涉到长安求学，为蜀地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于是“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汉书·文翁传》）。像这样大批的倡导求学之风，加上经济之繁盛腾飞，其相应的作为和要求必然是，对于纸必有相应的需求。尤其是从长安学了回成都，如果是竹简，运输也是个相当劳烦的问题，只是史籍湮没不载而已。迨至唐朝，造纸术向称繁荣，其主要产地便是越（浙江）、蜀（四川）、扬（扬州）、韶（广东）、蒲（山西）、江西的临川等（见李肇《国史补》）。四川在纸的主产区处于第二位，成都因其重要地位——唐代有“扬一益二”之美称——必然在川纸的产量及质量中占相当重要的份额。各地繁荣的造纸业，以及启于隋、兴于唐的科举考试，都对印刷术的出现必然有相当的助益和迫不及待之需求。而关于雕版印刷的发明，著名印刷史专家张秀民举出七种之多的说法（《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如隋代、五代等，但我比较赞同唐代发明雕版印刷术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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