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代发明雕版印刷术，既有文献的记载，又有实物的发现。从文献来看，成都不乏光荣的记载，就实物来讲，成都亦有珍贵之铁证。公元825年1月文学家元稹为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作序时，说白居易的诗“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走马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白诗不愧是老妪能解，其书可沿街叫卖，到处用来换茶酒吃。除掉元稹对白诗推崇的夸张之外，其中可知白诗被“模勒”亦即雕版印刷的一定不少，而且还有一条他为白居易作序时的自注文，与李肇言及扬、越为纸的主产区的事实相符，“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余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
公元880年冬天，黄巢大军直捣长安，唐僖宗仓皇奔蜀，大批随唐僖宗入蜀的官僚、宦官、军队、侍从等，需要大量的物资供应和经费开支，四川人尤其是成都老百姓成了无法逃脱的承担者，这批人入蜀可以说是成都老百姓的灾难。但有一位随唐僖宗的中书舍人柳比，在公元883年却记下了一项在书籍发展史上，关于成都的一项光荣。“中和三年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浸染，不可尽晓。”（《柳氏家训》，见《旧五代史·唐明宗本纪九》注引）关于柳玭“阅书于重城之东南”之事，学者向达说，“所谓重城当属乾符六年高骈所筑之罗城，今称蓉城。至今成都书肆尚多在蓉城东南学道街一带，唐代书肆亦当在此也”（《唐代刊书考》）。确实如此，1949年前成都的170多家旧书店和旧书摊，其中最主要的都集中在以学道街为中心的周围地带。这说明千多年来，成都的城址无大的变迁，以至于成都的文化中心亦无相应的迁移。
公元865年，日本僧人宗睿在长安抄写的目录中有“西川印子”《唐韵》一部五卷和《玉篇》一部三十卷，这说明成都已有刻书的历史。固然现存的第一本印本书是公元868年的咸通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但现存的最早的两件日历残片系公元877年和公元882年的，其后者开端有“剑南四川成都府樊赏家历”一行。所谓樊赏所刻的历书，其实是樊家书铺所刻印和经营的，像这样的书铺在成都有案可查的尚有卞家和过家所开的书铺。卞家所刊刻的是《陀罗尼经》，这张陀罗尼，其首行写的是“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一尺见方，其中大部分为古梵文，中间与四周各有小佛像，与宋初印行的《大随求陀罗尼》颇为相似。尤为珍贵的是，这是目前尚保存在国内最古老的印刷品，是在成都东门外望江楼的唐墓中出土的。
而过家铺子印行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不特如此，国家图书馆藏唐人写经“有”字九号《金刚经》一小册，十页，末有“四川过家真印本”及“丁卯三月十二日八十四老人手写流传”字样，即公元907年一位无名老人根据过家刻印本所抄写的。另外尚有《巴黎图书馆敦煌书目》三四九号《金刚经》，末有天福八年（公元943年）“西州过家真印本”字样，据考证，“西州”系“西川”之误（见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
这说明成都书铺刊刻经营的品种有佛经、咒本、历书等。成都的经济实力及繁荣的文化，加之盛产“益州麻纸”或名“蜀郡麻纸”，使得众多的刻书铺有纸张来源，购买者亦很踊跃，成都的书肆也就呈繁荣之势。
混乱的五代，北方政权的更迭，如同今天的非洲小国政权频繁更换一样玩政治游戏——“坐跷跷板”。但偏安一隅的四川政权，反倒是得到了前蜀后蜀两个短命政权的暂时安稳，而度过了历史上动荡的五代时期。由此民众得到了相对的休养，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对比北方整个动荡的大局来说，是一片相对安定的乐土，因而有“杞梓如林，桑麻如织”的太平景象。而随唐僖宗入蜀躲避战乱的许多知识分子并未返回长安，文风教化依旧很盛，因此就有书籍的雕刻，以及继续保存学校的需求，也就由此奠定了以后蜀学兴盛的根基。
《资治通鉴·后周纪二》里说：“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蜀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刻板印《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这段话所记之事发生在“后周太祖广顺三年”亦即后蜀后主广政十六年，也就是953年5月。其实前蜀王建时在恢复庠序、崇饰孔庙以及图书管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参见勾延庆《锦里耆旧传》卷五），这表明司马光所作的判断并非事实。毋昭裔确实出资财兴学校，同时镌刻儒家经典于石壁，以唐代开成石经亦即“雍都旧本九经”为蓝本，是为“石壁九经”，人称“孟蜀石经”。孟蜀石经刻了注文，这在中国古代著名的七次刊刻石经中——其他六次分别是东汉熹平石经、魏正始石经、唐开成石经、北宋嘉祐石经、南宋绍兴石经、清乾隆石经——是一大特点，而且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据研究者称，刻写均是当时名手，字体精谨，较现存于西安碑林的开成石经“尤为优美”（周萼生《近代出土的蜀石经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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