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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_冉云飞【完结】(67)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成都的“五老七贤”在一些公益的事业还是有些用的,加之有些文名,似乎还成了成都的文化“遗脉”。这些耆宿中,曾鉴曾住在锦江街,清末四川提学使桐城方旭则住在东新街,我曾收得他的《鹤斋诗存》线装两册,另一位名宿刘(咸荥)豫波则住在纯化街,此前“双流刘”刘沅曾在此住过,刘鉴泉曾在此设尚友书塾。青石桥南街西头有高记味根酱园,园主好结交名士,抗战时期清末探花商衍鎏曾寓居园后高宅,园主亦有孟尝君、赵平原、魏春申之遗风也。而横陕西街在二十世纪的文化史上也值得特殊地记载一笔,那就是1924年在此设重修四川通志局,总裁为宋育仁,修成志稿323册。城守街民初在城守署设省立中城小学,后改为四川省图书馆,史学家蒙文通曾任图书馆馆长,其高足李源澄任编目部主任,蒙文通曾组织发起“成都中国史学”,并且于此开成立大会,还创办《图书集刊》。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个对四川图书馆古籍善本部的收藏规模有特殊贡献的,便是其藏书楼贲园在和平街的大藏书家严谷孙。其裒藏之丰,四川近现代藏书家中无出其右,后贲园作为四川省图书馆的中文藏书部,并且成为成都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据1949年后,政府接受其藏书时清点,共有线装藏书三十多万卷,自刻木版三万多片。蒙文通、杨啸谷、严谷孙三人共同圈定,贲园藏书楼所藏善本书达五万卷之多,堪称美富敌国。

  许多条街道的美食,本来是可以谈谈的,但这样谈下来,又不免回到了吃的老路上。现在我们来谈大家很少谈的,或者谈得不多的,旧时成都与妓女有关的几条街,让人们知道街道上曾经住着这样的人民,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生活中的一员。虽然妓女说不上是经济上的下层人民,因为还有比她们更贫穷的民众,但在中国,她们却永远沉没在道德形象底层的人。多年以前,我似乎在《笑林广记》中看到一则关于妓女与读书人的笑话,好像是三位读书人在嫖妓时,卖弄自己学识,有的说他懂《诗经》,有的说他《易经》,有的说他懂《书经》,到后来问那妓女懂什么,那妓女说我只懂“月经”,你们懂得再多还不是黉门(黉门指古代的学校,黉门在此处音义皆同“红”)出来的。至今回忆起来仍觉痛快淋漓,我赞赏那位妓女到如今。

  因此我在谈了文化名人们所住的街道后,要谈一谈妓女这样的人民,才对得住多年以前我读到的那位幽默讥刺的妓女,尽管这妓女也有可能是冯梦龙这样聪明的读书人创作的。洛阳路北接文殊院街西口,南至文庙街(文庙接妓女所在地,也比较符合《笑林广记》那则故事的“精神”)西口,早年为武担山正街,稍后改北段为武备前街,后改为洛阳路。在清朝光绪年间,武担山附近及武备街妓女甚多,一两百家穷困的低级妓女麇集在一起。但还有比其情况更糟的,沿东旧城墙基址出东门有一段名为“柿子园”,此处盖起了很多家棚户,妓女接待的对象大多为每天从这里经过的,负责挑运全市粪便的力夫,当他们用二三十文将“交易”做完后,便担起粪便急速出城。顺便说句题外话,我本是很想研究成都人在农业社会的情形下,所居城市中下水管道欠发达,怎样解决粪便的外运问题的,无奈查访许多资料(无论是方志谱牒还是野史笔记等),只得大慈寺当时僧众达近万人时,他们的粪便是经过粪草湖街外运出去的,资料也就仅此而已。我正是想从这些地方来窥看古代成都人的生活质量,我们的历史不供给后来人这些资料,他们认为琐细无足道,其实正是这些构成民众生存的现实图景之一。

  另有西接义学巷东口,东接磨坊北口的红布正街,这条街在明代时还在城外,是娼妓聚集处。街名为“红布”,相传是娼家悬红布为帘,外出以红布条拭于一绺头发之内,因此名为红布街(事见陈祥裔《蜀都碎事》)。周善培应该算是对近代成都的发展有点影响的人物。彼时满人锡良任四川总督,派他任警察局总办、巡警道和劝业道等职。说起他时,人们就不会不想到他在成都推行“娼、厂、唱、场”。他在任劝业道时,为使工商繁荣,于东门大田坎开办纺纱厂,于城内开设劝业场(后改商业场),在老郎庙兴办剧场(即现锦江剧场前身)。本来成都的妓女除了洛阳路一带和柿子园外,散处在天涯石、藩库街、五世同堂、笔帖式、沙河堡、大田坎、花牌坊、驷马桥等地,总共有一两万人之多。周善培将这些分散的娼妓集中在天涯石街居住,并造一楼,派警察看守,后在每家娼妓门口订一“监视户”的牌子(但这使“私窝子”痛苦不堪,受保甲良民的监视,有辱人格之嫌,不过周亦因此被善谑的成都人在其馆上钉了一个“总监视户”的牌子),以便管理。并晓谕愿做娼者集中在此,不愿做娼者便可到大田坎纱厂做工(乔绍馨《周孝怀自述往事记》)。前几项的措施均未有人说三道四,唯独对妓女采取集中管制的办法,颇受人非议。其实这是仿照日本人开设红灯区的办法,便于管理便于收税便于少年不得其入,应算是崭新举措,也有一定的效力。娼妓都集中在天涯石街、福字街、毛家拐(南段旧名福寿街)这带,毛家拐后改名为“新花街”,“新花街”不雅,又更名兴化街。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成都的妓女又分散各地,据《新新新闻》记者文枢的调查,彼时的娼妓大约有三万名之多。随抗战兴起,扬州妓女进入成都,兴化街附近的书院南街、如是庵、福兴街、惜字宫、燕鲁公所等地均是妓女成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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