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还是乾隆“宽宏大量”，没有让他承受凌迟之罪，改为“绞立决”，恩准他痛快地死亡。看来，为自己的这次“人来疯”，尹嘉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写到这里，我不禁为今天的人庆幸！要是自己早生300年，生活在皇权专制时代，恐怕就不能活得这么逍遥、快活和自在了！
“绝对权力”法则——中国皇权社会的生存密码
引 言：中国古代皇权国家的形成
唐朝大诗人杜牧云：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几千年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就像陀螺一样运动，不停地旋转，一圈又一圈，周而复始。在这种周期性的历史运动背后，似乎有某种“超稳定”的东西始终保持不变，也就是杜牧所说的“后人复哀后人”！这种恒定的东西，可以视为一种规律，它有一个专有名词——“历史定律”。
进入20世纪，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针对不同的历史事实，在阐释不同的历史定律。例如：黄炎培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定律，吴思的“血酬定律”，秦晖的“黄宗羲定律”，柏杨的“王朝瓶颈定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定律，“成王败寇”定律，“兔死狗烹”定律，“家族盛衰循环定律”，等等。
当然，这些说法是否都能够称为“历史定律”，也是大有疑问的。但是，在中国历史上，的确有那么一些东西在反复上演，呈现出某种规律性。现在，大家之所以对历史定律这么感兴趣，议论纷纷，就是想走出历史的怪圈，打破中国历史上那些亘古不变的东西，彻底摆脱那种“后人复哀后人”的痛苦，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笔者认为，自秦朝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就是一个以专制皇权为中心的社会（可以称之为“皇权社会”）。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皇权社会”的面纱，看一看它的“庐山真面目”！
公元前221年，经过长达十年的兼并战争，秦始皇终于消灭了东方六国，把中央集权制度推向全国，建立了一个以专制皇权为核心的新型国家（我们称之为“皇权国家”）。有史以来，如此广大的土地和众多的人民第一次被置于一个政权（准确地说是一个人）的统治之下。从此，“皇权国家”开始在中华大地上生根、成长，中国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皇权社会”。
虽然秦朝由于过分专制、残暴，在历史上只存在了15年便土崩瓦解了，可是，“秦亡，而秦法未败”，此后历代王朝在政体上无不继承了秦朝的制度，皇权专制遂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一大传统，并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二千多年！
那么，这种皇权专制制度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在历史上，任何一种制度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出现的。实际上，秦始皇建立的这种制度已经是一种比较完备的制度了，在此之前它有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
在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可谓“源远流长”，严格地说，它并不是从秦始皇开始的。早在商周时代，中国虽然仍处于早期国家阶段，但国家机器已经具有浓厚的专制色彩，国王的权力就已经很大了。在《尚书》里，保存了一些国王的诰命，透过这些诰命，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君主大多摆出一副专断、独裁的嘴脸，全国臣民（包括贵族）都要绝对服从他的旨意。例如，商王盘庚准备将国都迁往殷，许多人留恋放土，不愿迁都。这时，盘庚就发出了严厉的威胁：如果谁胆敢违抗王命，不仅自己性命难保，就连子孙后代也要遭殃！可见，商王已经拥有很大的权威，君臣之间的关系已经与原始的民主政治相去甚远。
1． 血缘宗法关系——君主专制的“生长点”
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血缘宗法关系和宗族组织曾经长期存在。在原始社会末期，当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从而使国家成为一种社会需要时，原有的氏族组织依然存在，只是在功能上进行了一些调整，就开始履行国家机器的职能，即由原来的氏族组织转变为国家机器。
例如，在进入阶级社会后，支撑着商朝政府的社会支柱就是商族内的各个商人宗族（特别是同姓宗族），血缘纽带并没有被切断；在很大程度上，王朝的社会组织结构与商族共同体内的宗族组织是统一的。
商朝灭亡以后，西周实行“宗法分封制”，情况更为典型。在这一制度下，周王自为大宗，以分封出去的各国诸侯为小宗；诸侯又在其所辖封域内分封子弟、亲属、功臣为卿大夫；受封的卿大夫又依法炮制，建立“侧室”或“分族”，最终形成了一个“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的体制。
当时，卿大夫以邑为家，诸侯以国为家，天子以天下为家。周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卿大夫、卿大夫与士的关系，一方面固然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血缘宗族关系。在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血缘宗族组织非但没有受到破坏，反而和国家政权结合，政权与族权、君统与宗统结合，而君主专制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源于这种血缘宗族关系。
小贴士：如果觉得52书库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https://www.52shuku.vip/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排行榜单 | 好书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