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长期实行的是父权家长制。“父”字，《说文解字》云：“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这个字本身就含有“统治”和“权力”的意思。在父权家长制下，祖、父（通常是社会地位比较高的贵族）是本家族的首脑，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他的手中，在家族内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即所谓“家无二主，尊无二上”，整个家族都处于他的绝对权力之下。
所以，在春秋以前，没有独立的、具有自我意识的“人”，有的只是许许多多以贵族为家长的家族。作为家族首脑，某个卿大夫要是和另一个卿大夫作对，就是两族作对；一旦他作乱，就会率领全族作乱；如果他出走，就会率领全族出走；倘若他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全族都要遭殃。在家族内部，其他成员对家长要绝对服从；对他们，家长拥有绝对的权力，甚至可以生杀予夺。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晋国贵族赵孟子与小宗邯郸午闹矛盾，“赵孟子怒，召午，而囚诸晋阳，……遂杀午。”大宗宗子一生气，对小宗就可以要召就召、要关就关、要杀就杀，可见大宗对小宗权力之大、权威之高。
自古以来，中国的家族关系从来就不是“横向”的，而是“纵向”的，其核心原则是“孝悌”，根本不讲究什么“民主”、“平等”。那么，什么是“孝悌”？按照孔子的说法，“孝悌”就是“无违”，强调家族成员对家长的绝对服从，而非维护家族内部每个成员的民主权利和人人平等；就其内涵来说，当然是属于专制的范畴。所以，历代帝王经常把君臣关系和父子关系并列，要求天下臣民像侍奉“父亲”一样事奉君主，对君主绝对服从。
可见，中国古代国家之所以会走上君主专制的道路，与这种父权家长制血缘宗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历代王朝都强调“一人之天下”、“一姓之天下”，皇帝把自己当作整个国家的大家长，其他人都是他的“子民”，正所谓“家天下”，国家成了皇帝及其一家一姓的“专利”，其他人不得染指。
2． 战争——君主专制的“催化剂”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古人的眼里，战争与宗族祭祀一样重要。在君主专制制度产生的过程中，战争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自从私有制产生以后，人们对财产的占有欲也就随之而来。司马迁有一句名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句话反映了人们追逐自己利益的共同心态。但是，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可供剥削的剩余产品非常有限，要想扩大自己的财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占有更多的土地和人口。于是，利用暴力直接掠夺其他国家和部落的财富、土地、人民，就成为积累财富的一条“终南捷径”，经常性的征服、屠杀、掠夺，以及随之而来的奴役、压迫和剥夺，就成为那个时代的基本动向。
只要稍微回顾一下中国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国家的形成、王朝的建立，都伴随着劫掠、战争和征服。例如，商朝原本是一个只有“七十里”的小邦国，商汤时开始对外扩张，“一征自葛始”，把葛国的土地、人民、财物全部占为己有。从此，商汤“十一征而天下无敌”，最后推翻夏朝，建立了一个“邦畿千里”的商朝。在这一点上，西周也不例外。“（周）文王以百里始”，直到灭商时，周武王仍自称“小邦周”。但是，在武王灭商、周公东征后，一个比商朝更为庞大的国家——周朝建立起来。总之，商、周国家都是军事征服的产物。
这种在征服过程中产生的王朝，很容易走上君主专制的道路。对于“王”字，林沄先生曾作过一番考证，发现：“王”字本为斧钺之形，而斧钺又是古代军事统帅的象征；用象征军事统帅的斧钺来构成“王”字，说明“中国古代世袭而拥有最高行政权力的王，也是以军事首长为其前身的”。
那么，军事首长为什么容易演变为君主专制政体下的“王”呢？
首先，这是由军队自身的特殊性决定的。在军事行动中，形势瞬息万变，只有步调一致、绝对服从指挥，才可能战胜对手、夺取胜利。所以，中国人有一句名言：“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军队内部，讲究的是命令、权威和服从，而不是个人自由或不同意见。对不服从军令者，军事首长会毫不留情，不惜用死刑来制裁，以保证统一意志的贯彻。古人之所以要以斧钺作为军事统帅的象征，就因为斧钺不仅是一种兵器，更是一种执行死刑的刑具。特别是，在对外冲突不断、战争日益频繁的情况下，军事首长当然享有很高的权威。
其次，当时财富的扩张主要是靠军事行动来获取，而对于被征服人民的统治、剥削和掠夺也主要是要靠军队来保证，作为给整个部族带来安全和利益的军事首长，势必拥有更大的权力。所以，军事首长的权力很容易转化为君主专制下的王权；在对外战争和征服过程中产生的国家，很容易向君主专制的国家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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