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元年（196年），富有远见的军阀曹操率兵西进，把汉献帝控制在手中。随后，他打出“汉献帝”这块招牌，“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了政治优势，很快就扫平北方，最后只剩下刘备和孙权还能够同他抗衡。
当时，汉献帝名为“皇帝”，实际上只是曹操的傀儡。对曹操，伏皇后非常害怕，就给父亲伏完写信，让他设法杀曹操。没想到，伏完是一个大草包，一直“不敢发”。没多久，事情败露了，伏完也就真的“完”了。随后，曹操派御史大夫郗虑、尚书令华歆率兵入宫，逮捕伏皇后。伏皇后惊慌失措，披散着头发，光着脚丫子，哭着哀求自己的丈夫：“陛下，您不能救我一命吗？”可是，汉献帝也是一个“孬种”：“我也不知能活到什么时候？”千般无奈、万种委屈，尽在一言之中！
不久，曹操让汉献帝封他为魏王，建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县），建立了一个俨然新王朝的“魏国”，离当皇帝就差一步了。于是，江东的孙权便上表劝他当皇帝，曹操看后一笑：“孙权这小子挺鬼，想把我放到火炉上去烤呢！”原来，曹操之所以不当皇帝，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称帝的时机还不成熟；反正“枪杆子”掌握在自己手里，汉献帝只是一个傀儡，自己随时都可以将他废掉，取而代之。
延康元年（220年），曹操刚刚病死，他的儿子曹丕就迫不及待了，让汉献帝把皇位“禅让”给他，曹丕正式当上了“大魏皇帝”。随后，刘备、孙权也先后做上了“大汉皇帝”和“大吴皇帝”。当时，魏、蜀、吴三国鼎立，这三个王朝的皇权都是实实在在的，因为他们分别拥有自己的军队。
清朝末年，光绪皇帝经常长吁短叹，说自己“不如汉献帝”，是又一个因为没有军队作为“保护神”而大权旁落的典型。
在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战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列强乘机蜂拥而入，明目张胆地划分“势力范围”，企图瓜分中国。面对如此险恶的局面，光绪不愿做一个“亡国之君”，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下诏“明定国是”，开展变法维新，史称“戊戌变法”。
乍看起来，这场变法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类似，也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可是，日本的明治天皇大权在握，特别是掌握着皇权的守护神——军队，而光绪则是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实权都掌握在超级女皇——慈禧太后的手中，军队更是由慈禧牢牢控制。
总之，光绪没有多少实力，他手中的皇权是虚幻的。由虚幻的皇权来领导“戊戌变法”，犹如无根之木，怎能不失败？
没多久，光绪就招架不住了。在走投无路时，他急忙派人携带密旨，向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求救。不过，康、梁手下无兵无将，一接到密诏，只能抱头痛哭，想不出什么“良策”。最后，在万般无奈之际，康有为等人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新建陆军督办”袁世凯的身上，企图利用他手下的7000名“新建陆军”作为光绪和变法运动的“守护神”。
于是，康有为派谭嗣同连夜拜访袁世凯，请他发兵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软禁慈禧。那袁世凯也是一个两面派，当面说得非常好听，称颂光绪是“旷代之圣主”！
谭嗣同一走，袁世凯可就再也睡不着了，反复思量着下一步该怎么办。当时，光绪只是一个“傀儡”，手中并没有多少实权，维新派也都是一些白面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反之，慈禧势力强大，得到了大部分朝臣和各省督抚的拥戴，她的亲信、直隶总督荣禄又掌握着聂士成、董福祥两军，还有淮军、练军几十个营，以及北京的八旗兵。但是，一想起光绪过去对自己的“天高地厚”之恩，袁世凯又有些于心不忍。
忽然，他的心头一亮，想起了曹操的名言：“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无毒不丈夫”，最后，袁世凯狠了狠心，决定出卖维新派和光绪，投靠慈禧。
所以，孤立无援的光绪和维新派立刻遭到了“灭顶之灾”：光绪被软禁在瀛台；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惨遭杀害。就这样，一场关系中国命运的变法运动被扼杀了，“老态龙钟”的中华帝国又一次失去了焕发青春的机会。
戊戌变法的失败，再一次证明了一个“真理”：在皇权专制时代，没有军队的权力是虚无缥缈的，而虚幻的权力最终将一事无成。
专制帝王的“法宝”—攥紧“枪杆子”
西方大哲学家黑格尔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东方各国，从古到今只有一个人（指专制帝王）是自由的。”在中国，这个全国惟一的“自由人”自称为“朕”，“朕”之所以能成为“朕”，依靠的不是真理和正义，而是手中的屠刀。
古人云，“多行不义必自毙”，说这话的人是春秋时的郑庄公。
当时，郑庄公有一位亲弟弟共叔段，在母亲武姜的支持下，积极扩充军队，企图夺取国君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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