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本来是和尚，又当过强盗，只因为做了皇帝，掌握了屠刀，就不许人们提他的旧事，就连听他的“自我独白”都有罪。
在8世纪的日本，也出现过一个想当天皇的“道镜和尚”。可是，此公不但没当成皇帝，还被后人贬为“恶僧”，在《大日本史》里更被列入《叛臣列传》。
都是和尚，朱元璋可以明正言顺地当皇帝，子孙后代“称孤道寡”，道镜则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迥然不同”的情况，是因为：朱元璋的手中掌握着强大的军队，而道镜则是赤手空拳！
不幸的是，在皇权专制时代，就有那么一些人，因为没有“英年早逝”而终于露出“狐狸尾巴”，最后遗臭万年。例如，新朝皇帝王莽，早年曾摆出一副“人民救星”的姿态，做了许多好事，但等他做了皇帝，就露出“庐山真面目”来。最后，农民起义军攻入皇宫，砍下他的脑袋，还把他的舌头切碎分食，因为大家痛恨王莽一而再、再而三地欺骗人民。对此，后人有诗叹曰：“倘若当年身先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王莽幸亏没有早死，否则这个“独夫民贼”肯定会被后世的史家“大书特书”！
王莽之所以在开头表现得不错，是为了夺取汉朝的江山。等王莽坐上龙椅，他就实施暴政，并一再欺骗人民，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手握百万大军，“刀把子”攥在手里，谁也奈何他不得！可是，王莽没有料到自己手里的“刀把子”不够硬：他的军队都是由农民组成，而农民们早就恨透了王莽。所以，在昆阳大战时，王莽的百万大军在刘秀的3000骑兵面前竟然不堪一击。王莽手里既然没有了“刀把子”，等着他的也就只能是“挨千刀”的厄运！
大汉奸汪精卫，早年曾刺杀满清摄政王载沣，被逮捕入狱。面对满清政府，他大义凛然，慷慨激昂地表示：“欲达民主之目的，舍与政府死战之外，实无他法。”还写了一首《被逮口占》：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
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这首诗写得非常悲壮，在当时曾广为流传，闻者无不动容。如果汪精卫当时被清朝政府砍了脑袋，几乎可以肯定：在中国历史上，“汪精卫”这三个字将会与“剑湖女侠”秋瑾一起彪炳史册。
不幸的是，汪精卫偏偏活了下来，最后竟然卖国投敌，当了大汉奸。在名义上，他是“国民政府主席”，实际上是侵华日军的工具，因为他自己手里没有“枪杆子”，当然也就成不了气候，只好落得一个“遗臭万年”的下场，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皇权社会权力三要素之二：法律
在人类的历史上，法律很早就出现了，但是，在中国人和西方人心目中，法律的地位是迥然不同的。最后，西方人走上了“法治”之路，中国人则是走上了皇权国家之路，长期生活在“人治”的阴影下。
法律是国家权力的体现
春秋末期，有一次，楚国令尹（相当于宰相）巡查边境。突然，有人向他报告丢失了100头羊，令尹急忙派人四处查找。几天过去了，一点破案线索也没找到，这个案子似乎成了“无头案”。
这时，忽然有一个名叫“直躬”的人前来检举罪犯，并找到了那100头羊。令尹大喜，准备重赏直躬。谁知，直躬连连摇头：“不不不！小人不要奖赏，只求大人开恩，不要对这个盗贼处罚太重……”令尹一听，疑惑地问：“为什么？”直躬嗫嚅着答道：“因为……他是小人的……父亲！”“什么？他是你父亲？”令尹脸色大变，指着他怒吼道：“直躬，你竟敢告发父亲，简直是忤逆不孝！”直躬慌忙辩解：“我这是在遵守国法啊！”
令尹一听，更火了，一拍“惊堂木”，喝道：“大王最近面谕群臣，应该在楚国法令里加上这么一条：凡是儿子不孝敬父母者，与臣子不效忠国君同罪。现在，你告发父亲就是不孝，不孝也就是不忠！来人，把这个不孝之子拖出去斩了！”直躬急忙喊冤。可是，几个凶神恶煞一般的武士跑了过来，就像“老鹰抓小鸡”似地把他揪出去，一刀砍了。
这则故事说明了一个问题：在君权至上的社会里，专制统治者可以随意操纵法律。当时，法就是“王法”，最高权力掌握在专制帝王的手里，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立法、利用法，经常闹到颠倒黑白、令人发指的地步。
那么，什么是“法”呢？对此，韩非子有一个解释：
“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
意思是，法律条文是由官府（即国家）制定的，用来治理人民，奖赏守法者，惩罚犯罪者，同时供臣民们学习，以便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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