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性方面，荀子提倡“性恶论”，反对孔孟的“性善论”，并指出：人的本性是恶的，需要后天的培养教育，才能变善。
儒家的主要政治思想是“礼”，荀子则把“法”糅合进“礼”中，经常是“礼”、“法”并提，从而跳出了儒家的“礼”的窠臼。
如果说荀子对儒家的批判还主要是在宏观上、理论上进行的话，那么他的学生韩非子则是从具体的政策、措施入手，而且十分尖锐，毫不含糊。在韩非子那里，儒家的“礼”被抛到一边，直接提出了“废先王之教”、“以法为教”的主张；主张依法治国，“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
虽然韩非出自荀子门下（儒学的一支），也算是出身于儒家，但他的哲学已经和儒学大相径庭，甚至势不两立。当时，他把儒家列为“五蠹”之首，指出儒家“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乱”，“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并明确提出：
“古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以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
在韩非那支犀利的笔下，孔孟儒学被批驳得一塌糊涂，难怪为韩非所倾倒的秦始皇后来会对儒生大开杀戒，干出“焚书坑儒”的事情来。
在否定复古、倒退的孔孟儒学，为新的皇权国家体制的建立“鸣锣开道”的战场上，荀子师徒精神抖擞，一往无前，为中国第一个皇权国家——秦朝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这一时期，他们站在了时代的最前沿，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斗士”。但是，在秦朝以后，随着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国家逐步确立，作为替这种权力形式呐喊和战斗的荀韩哲学，也就逐步由斗士变成奴仆。
西汉中期，董仲舒对孔孟儒学进行改造，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深受汉武帝的赏识。为了笼络人心，从汉朝开始，专制帝王逐步把“独尊”的地位交给儒学，因为在儒学的外面披着一件“王道”的外衣，不像荀韩哲学那么面貌狰狞，更容易被人们接受，不至于引起太大的反感。
从此，儒学就成为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的正统声音，其余诸家学说或者退居幕后，或者销声匿迹，中国哲学也逐渐成为专制皇权的“奴仆”。在专制帝王的身边，聚集着各色各类的儒生，有的充当牧师，有的争做奴才，偶有一两个“离经叛道”者，轻则被羞辱、诟骂，重则遭囚禁，甚至被明正典刑，株连九族。
古往今来，在皇权专制体制下，中国人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清初著名学者钱湘灵曾在家门口贴了一副对联：
“名满天下不曾出户一步，言满天下不曾出口一字。”
这是中国古代学者心态的真实写照！试想一下，在严密的高压统治下，学者们都“不曾出户一步”、“不曾出口一字”，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思想、哲学。在威严、肃杀的皇权专制统治下，学者们能够苟全性命就算是“龙恩浩荡”了，哪里还敢随便讲话，批判专制皇权，除非他有两个脑袋！
法国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有一句名言：
“专制制度的特点，就是扼杀人们精神中的思想、灵魂中的美德。”
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纵观中国历史，越到皇权社会的后期，专制皇权就越发厉害。特别是在满清入主中原以后，吸取历代王朝的经验、教训，制定出一整套专制、独裁的国策，将皇权国家体制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在大清朝的高压统治下，人们的思想被扼杀，甚至用薙发留辫、口称“奴才”等规定竭力践踏人的尊严，让中国人没有半点“人”的骨气，更谈不上什么哲学、思想和哲学家、思想家，有的只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和“奴才死罪！死罪”……
在17、18世纪，中国人依然生活在高度专制的满清王朝统治下，西方却先后爆发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逐步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直到鸦片战争后，中国才出现了魏源、洪仁玕、严复、康有为、谭嗣同等改良派思想家，但也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被皇权专制体制所吞噬。面对黑沉沉的、强大的皇权专制国家，极少数有识之士（例如龚自珍）也是无能为力，只有扼腕叹息：
“九洲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当时，中国确实需要“不拘一格”的人才！在长达几千年的皇权专制的高压统治下，中国没有出现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那样的哲学家，更缺乏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那样大无畏的“哲学巨匠”。在一片“万岁！万岁！万万岁”、“皇恩浩荡”和“奴才该死”的赞美声中，中国人一直生活在“铁屋子”里，浑浑噩噩地接受奴才哲学的愚弄、欺骗，任由专制帝王摆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甲午战争后中国人才猛然惊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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