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虽然是笑话，却反映了一个事实：在皇权专制国家里，从上到下，几乎是无官不贪，有时连皇帝本人也可能是最大的贪污犯。
相对而言，卖官鬻爵是公开进行的，容易受到全社会的谴责，也容易禁止，而贪污、贿赂就不同了：它是在暗地里进行的，不容易被察觉，很难彻底铲除，所以它的危害就更大。
在皇权社会里，贪污、贿赂的手段多种多样，千差万别，但是必须具备一个条件，那就是权力。没有权力，就绝对不会出现贪污、贿赂；同时，贪污、贿赂通常也是和权力成正比的，权力越大，贪污、贿赂的数量和几率就会越多。
贪污腐败的总根源——皇权国家体制
对于皇权国家的贪污腐败，在前面，我们已经进行了充分的揭露。那么，这种情况的总根源是什么？我认为，就在于皇权国家体制本身，也就是说，官僚们贪污腐败是皇权国家体制的“副产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大面积的腐败已经升级为“制度性腐败”了，而不再是单纯的个人腐败！
在皇权国家里，官僚的贪污腐败之所以是必然的，主要是因为：在皇权专制体制下，有两种特殊的关系，一是君臣之间的“虎狼关系”，二是官民之间的“猫鼠关系”。
在君臣关系方面，大思想家韩非有一番“高论”。春秋后期，有一天，齐景公和晏子到海边巡游，回首看着齐国的大好河山，景公不禁大发感慨：“多么美丽的土地啊！将来，它会属于谁呢？”晏子答道：“也许是田氏吧！”景公大惊：“我的国家为什么会归田氏所有？”
这时，晏子就告诉他：田成子努力经营自己的封地，从各方面满足社会各阶层的要求，使人民“归之如流水”。景公听着听着，不禁流下了眼泪：“真是可悲啊！我的国家将归田氏所有，那该怎么办呢？”晏子答道：“只要您近贤才、远小人、缓刑罚、赈贫穷、恤孤寡，多施恩惠，这样民心又会归向于您，纵有10个田成子，又能把您怎样？”平心而论，在中国历史上，这实在是一种“难得一见”的“和平竞争”的主张。
对此，韩非却是嗤之以鼻：齐景公“不知用势”，晏子也是愚不可及。他认为，“明主”任用大臣，就和养鸟差不多，必须拔去鸟翅膀下的羽毛；只有这样，才能让鸟儿（臣下）驯服！
此外，韩非又举了一个卫嗣公的例子。有一次，名士如耳去游说卫嗣公。卫嗣公见了如耳，既高兴，又叹气。左右很奇怪，就问他：为什么不起用如耳为丞相？卫嗣公却说出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人用百金之马，而不用千金之鹿，是因为马能够为人所用，而鹿不能为人所用！如耳虽有大才，当个丞相当然不在话下，但他胸怀大志，心不在卫国，我怎么能重用他呢？”
看来，专制帝王用人的标准不是有才、无才，而是能否为己所用：能为自己所用，就是“人才”，可以破格提拔；否则，就不是“人才”，不能任用，甚至还要铲除，不留后患。明朝建立后，贵溪名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才子姚润、王漠不肯为朝廷效力，朱元璋大怒，“皆诛而籍其家”。为此，朱元璋还专门制定了一条法律：如果有士大夫不肯为皇帝卖命，就是“化外之人”，可以“诛其身而籍其家。”
于是，在皇权国家里，走后门，讲究“裙带关系”，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汉武帝时，有三个丞相是外戚：窦婴是祖母窦太后的侄子，田蚡是母亲王太后的弟弟，公孙贺是卫皇后的姐夫；当朝三位大将，也都是由女宠起家：卫青是卫皇后的哥哥，霍去病是卫皇后姐姐的私生子，李广利是宠妃李夫人的哥哥；至于不可一世的霍光，则是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弟。汉成帝即位后，在一天里封了5个舅舅为侯：王潭为平阿侯，王历为成都侯，王立为红阳侯，王根为曲阳侯，王逢时为扁平侯，人称“五侯”。这些人能在政坛上发迹，成为朝廷要人，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裙带关系”。古人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句话虽然有点尖刻，但“一针见血”地揭露了皇权国家人事沉浮中这一重大待征。
更有甚者，为了消磨臣下的野心和贬损臣下的威名，某些专制帝王不惜听任官僚们贪污腐败、骄奢淫逸，这是他们对付臣下的一件“秘密武器”。
例如，萧何是西汉的“第一功臣”。西汉建立后，刘邦就对开国功臣们产生了戒心，所以手握重兵的韩信、彭越、英布相继被送上断头台。这时，有人告诉萧何：“您离灭族不远了！您在关中这么多年，深得民心，现在皇上又多次派人打探您的动静，是担心您会功高震主啊！您为什么不收点贿赂，广放高利贷，多买点田地，以贬低自己的声望？”萧何依计而行，刘邦果然大喜：“原来相国（指萧何）也喜欢占小便宜！”
在这一点上，赵匡胤似乎比刘邦还要坦率。为了削去石守信、王审琦等统兵大将的兵权，防止他们篡位，赵匡胤请他们喝酒，说：“光阴苦短，人们之所以你争我夺，无非是想多积累金钱，使自己可以充分享受，子孙后代不至于贫穷。现在，你们不如交出兵权，到那些膏腴之地做官，多买一些歌妓舞女和好的田地、住宅，快快活活地过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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