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天下比作一锅肉，那些出力的功臣们往往连一杯羹也分不到，这在西汉初年表现得最明显。例如，韩信、彭越、英布都曾为刘邦效死力，最后却死于非命；“第一功臣”萧何是刘邦的左膀右臂，功高盖世，但也是险象环生，如果不是及时采纳了门客的建议，摆出一副喜欢占小便宜、胸无大志的“贪官”姿态，不是牢狱之灾，就是灭族之祸；身为大汉功臣，周勃父子双双被无缘无故地下狱，甚至惨死狱中。至于其他功臣，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独善其身”：张良称病隐居，学习“导引”、“辟谷”之术，忽真忽假，才打消了刘邦的猜忌；凭着超凡的智谋，陈平一次次化险为夷……
一坐稳江山，刘邦就开始耍弄众功臣，让你圆就圆，让你方就方，比他和项羽争夺天下更加“游刃有余”。在打天下时，刘邦只是汉王，与大家亲如兄弟；可是，等江山到手，坐上了龙椅，刘邦就立即开始执行另一套游戏规则：万里江山归他一人所有，要一人呼而天下人应，一人支配天下人的命运。在刘邦之后，这种“一人天下”之争一直在持续着，形成了一个无法更改的宿命。
感慨之二，是内斗不休，无日无之。
一百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就曾大发感慨：中国人是“一盘散沙”。此话一点不假！几千年来，在皇权国家体制下，中国人擅长的是争斗，不善于共存（特别是与政敌共存）。一涉及“共存”，许多人就会捉襟见肘，不知所措！
在皇权社会里，历代统治者往往只知道“以孝治天下，以忠昭天下，以节励天下”，大搞独裁、专制统治，残酷压迫人民。一旦社会矛盾激化，民怨四起，他们就会手忙脚乱，往往不能心平气和地协调、化解矛盾，而是采取一种“下下之策”：对内，大搞窝里斗，不惜采用暴力，以保持一种“稳定”的局面；对外，则是“闭关锁国”，国家被禁锢得比罐头还要严密。殊不知，由于矛盾长期积压，得不到化解，最后，矛盾总爆发时比原子弹爆炸还要厉害，整个社会同归于尽，多少代人的建设成果毁于一旦。更让人痛心的是，这种悲剧在中国历史上周而复始，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
就这样，我们的古人一直排斥彼此共存，忙于“窝里斗”，杀红了眼，根本顾不上什么“建设”和“发展”！结果，西方人很快就超越了我们，我们被远远地抛在后边，听任他们的羞辱和欺凌。
感慨之三，是中国历史上刀光剑影，寒气袭人，到处充斥着一个“杀”字。
古人云，“春秋无义战”！自古以来，中国人不光是为了霸权和江山才厮杀，许多厮杀只是为了品尝一种“杀人游戏”的快感，或者是为了取得某种心理上的平衡。为了一座城池、一件珍宝、一个美女、一个天象，甚至一句话，就可以杀人，直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白骨遍地、哀鸿遍野，也在所不惜！
特别是在战争（不管是内战，还是外战）期间，每每出现坑杀俘虏、滥杀无辜的场面。这不，战国末年，秦国大将白起一次就坑杀赵国降兵40万，让人毛骨悚然，足可以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在皇权社会里，为了权力（特别是至高无上的皇权），中国人整天争来争去、斗来斗去、杀来杀去，根本不曾想到建立一种长远的机制，来限制“权力”这头怪兽，将它关入铁笼之中，不让它有机会滥施淫威。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人不可能超越“历史的局限”，去建立近代的民主制度。可是，他们忘了，早在古希腊时代，民主政治就开始萌芽，建立了不少民主的共和国。这说明：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同样可以产生出民主政治来。在这方面，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所以有差异，自有夙因，绝非“历史局限性”这几个字就可以搪塞。
英国政治学家阿克顿有一句“千古不朽”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既然政客们的本性是恶的，对权势有贪欲心理，有独裁的欲望——在这个前提下，是把精力浪费在恶中择优，还是考虑建立一套制度，来约束他们的权力？几千年来，中国古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包括许多进步的思想家都是如此，根本不曾想到要建立一套制度，甚至连这方面的念头都不曾动一下！这真是中国人的悲哀！
所以，在皇权社会里，中国人只能寄希望于出现一位“好皇帝”。可是，在皇权国家体制下，专制帝王昏庸无能是常态，偶尔才能出现几个好皇帝。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样的“明君”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
其实，真正有效的政治体制并不惧怕昏君，因为有一套制度约束他，使他欲作恶而不能，可以逼迫他就范。只要有了这套良好的制度，我们的古人就不必再苦苦等待“天降明君”了——这样的政治体制才是最有效的，可以让“德政”持之以恒地延续下去，中国古人也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了。
现在，许多人都在谈论“读史有智慧”！上面这些话，谈不上什么“智慧”，顶多只是自己的一点心得，我把这些感受写出来，以飨亲爱的读者——这才是我写作的初衷，希望能引起大家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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