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景帝要废去栗太子，周亚夫坚决反对，使汉景帝很不高兴。稍后，窦太后让汉景帝封王皇后的哥哥王信为列侯。作为丞相，周亚夫却很是“邪门”，竟然搬出汉高祖的“白马之盟”——“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认为王信没有资格封侯。一句话，就把皇帝陛下、窦太后和王皇后全得罪了。
这时，梁孝王乘机在皇帝面前大讲他的坏话。汉景帝听信谗言，对周亚夫产生了恶感，在赐给他肉时不给筷子，故意冷落他。最后，连周亚夫也觉得自己在朝中待不下去，就称病辞职。汉景帝早就看他不顺眼，便来了一个“顺水推舟”，将他免职。
不过，“树欲静而风不止”，已经退休的周亚夫却未能安度晚年。当时，周亚夫的儿子买了500件盔甲盾牌，准备作为父亲去世时的随葬品。结果，被人告发，周亚夫也受到牵连，被逮捕入狱。
真是可怜得很！一代名将周亚夫能把军营治理得井井有条，让汉文帝肃然起敬，也能指挥百万大军叱咤风云，却不知道该怎么对付狱吏！所以，当狱吏一上门，周亚夫就准备自杀，被夫人拦住，没有死成。结果，到了监狱里，他不堪狱吏的凌辱，绝食五日，吐血而死。一代名将就这样含冤而死！
与周勃一样，周亚夫被安上的罪名也是“谋反”，这让人怀疑是“皇帝陛下”或者窦太后要诬陷他。据说，在审理此案时，周亚夫曾辩解：我儿子买的是葬器，就算违法，怎么能说是谋反呢？不料狱吏却是振振有词：“君纵不欲反于地上，即欲反于地下耳！”在阴间谋反，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样的“逻辑”真是“天衣无缝”，“无懈可击”，让周亚夫还有何话可说？也只有含冤而死了。所以，后来名将李广宁肯引刀自杀，也不愿意去接受狱吏的羞辱：“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
按说，周勃战功赫赫，又有拥立汉文帝之功，“安度晚年”应该没有问题。像他这样一个曾经统兵百万、出将入相的朝廷重臣，还会把小小的狱吏放在眼里吗？入狱前，如果有人要是提出这个问题，肯定会被周勃当成“弱智”，都懒得回答：狱吏他算老几！但是，如果谁真的这样小瞧狱吏，那就说明他的历史知识极其缺乏——周勃的儿子周亚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就这样，中国历史往下演绎，越来越离谱，越来越荒唐，越来越让人不可思议。翻阅《二十四史》，比周勃父子更冤枉、更悲惨的功臣不计其数。到了南宋初年，则是做得更绝，索性把“罪名”这块遮羞布扯了下来，直接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处死，这简直是荒唐至极。
其实，在皇权社会里，对于那些专制帝王来说，杀戮只是一种游戏，是每个帝王都得玩的游戏，至于具体安个什么罪名，那都是“小问题”。反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帝王们看来，杀人除了“治罪”的功用之外，还是维护皇权专制体制的一种手段。无论这把刀有没有用，时间长了，都应该拿出来磨一磨。为了显示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就有必要开一开杀戒，吓唬吓唬臣子们，让他们不要仗着一点“功劳”就翘起尾巴来！至于那些“刀下鬼”，究竟是罪有应得，还是冤死鬼，专制帝王们又岂会在意呢？
2． 万历皇帝：“秋后算账”
在这里，“秋后算账”说的是等候时机实施惩罚。在皇权社会里，小皇帝继位后，因为年幼，无法亲自处理朝政，只好临时指定几位重臣辅政。这时，不管愿不愿意，小皇帝也只能暂时抑制自己对皇权的渴望，与重臣们周旋，对他们优礼有加，示以恩宠，甚至言听计从，仿佛甘心做一个大权旁落的“傀儡皇帝”。
但是，“忍字头上一把刀”，一旦时机成熟（例如重臣去世、病危），专制帝王就会立即发起击，将积压在心头的新仇旧恨一齐发泄出来，对那些重臣“新账老账一起算”！例如，万历皇帝亲政后，就翻脸无情，将自己过去“奉若神明”的张居正抄家，打翻在地！
经历正德、嘉靖和隆庆三朝近七十年的风风雨雨，大明朝早已是千疮百孔，风雨飘摇，开国皇帝朱元璋留下的“祖宗之法”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现实。说起来，也不能归咎于朱元璋，这位从凤阳乡下杀出来的“和尚皇帝”，做梦也不会料到二百多年后大明帝国的社会状况。不幸的是，只要大明帝国存在一天，他留下来的那一套“祖宗之法”就会被奉为“金科玉律”。到了万历初年，大明帝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方面都面临着危机，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面对这种局面，万历帝这个还不满10岁的小皇帝自然是无能为力。幸运的是，帝国出现了一位“治世能臣”——内阁首辅张居正，他承担起辅佐幼主的重任，大胆地改革，使大明朝一度呈现出“中兴”的势头。
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江陵人。作为明朝最有作为、最有争议的权臣，在本质上，他属于那种才华出众、很会玩弄政治手腕的杰出文官。隆庆六年（1572年），隆庆皇帝驾崩后，张居正利用上层矛盾，很快就踢开了绊脚石高拱，爬到了“内阁首辅”的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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