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清史稿》称：道光帝对曹振镛是“恩眷之隆，时无与比”！
可是，只要我们细心点，就会发现：无论是品德，还是功业，这位曹大人都没有什么过人之处。
看来，平平庸庸，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是曹公的一贯作风。据说，嘉庆十八年（1813年），当天理教首领林清突袭紫禁城时，嘉庆帝正在热河行宫，群臣都劝皇上暂时不要回京，先调兵镇压再说，只有首席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董诰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劝皇上回銮，以亲自掌控局势。至于正留守北京的曹振镛，则把功夫下在当好“维持会长”上，设法维持城内的秩序。所以，当时有人写了一副对联讥讽曹、董二人：
“庸庸碌碌曹丞相，哭哭啼啼董太师。”
因为确实没有多少大事可以记述，所以《清史稿•曹振镛传》的篇幅很短，只有700多字。那么，既然曹振镛平平庸庸，无所建树，为何能在政治上平步青云，长盛不衰呢？其中肯定大有“奥秘”！
据《瞑庵杂识》记载：
“曹文正公（指曹振镛）晚年恩遇日隆，声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在这里，“多磕头”是肢体语言，表示顺从、谦恭，人见人爱（皇帝也不例外）；“少说话”，就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言简意赅。古人云，“伴君如伴虎”，曹公“多磕头、少说话”就能让“万岁爷”满意，能让道光皇帝15年如一日地满意，曹公的这份功夫绝对高深。
在曹振镛的手里，“多磕头、少说话”上升做为之官道，成为官场上屡试不爽的“葵花宝典”。虽然曹振镛的一生没有什么事迹可以“名垂青史”，但这个“做官六字诀”绝对可以流传百世。要不然，这条只传授“得意门生”的做官真经又怎么会广泛流传，经久不衰呢？
“多磕头、少说话”是曹振镛为官几十年切身体悟的智慧结晶。至于他为什么要奉行这一“六字真经”，关键是他切实读懂了道光皇帝。因为道光是一个守成的皇帝，但他所处的时代又是一个特殊的历史转折时期：大清王朝正在由盛转衰；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皇权国家体制正在走向尽头，即将分崩离析；东方文明正在与西方文明进行大碰撞。面对这个“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中国这条古老大船的船长，道光皇帝显然是不合格的：他缺乏进行变革的魄力和能力，只能抱残守缺，一味坚持“祖宗成法”，使中国失去了变法图强的良机，眼看着这条大船日渐沉没。
在政治上，曹振镛和道光跟得很紧：道光喜欢求全责备，曹也喜欢挑小毛病。曹振镛一生曾3次充当学政，4次主持乡试，肯定会做文章、看文章，但在文章的评判标准上，此公却与皇帝保持高度一致——专挑小毛病，是典型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要八股文做得好，滴水不漏，道光帝肯定喜欢，否则“龙颜震怒”，可就不得了了。至于文章里有没有治国安邦的“真知灼见”，那倒是无关紧要。
其实，道光也想治理好国家，但他个人能力有限，力不从心，又缺乏革除积弊的勇气和措施，往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命令很多，落实的很少，经常是“雷声大、雨点小”。到最后，连他自己也对朝政失去了信心，心灰意冷。
当时，道光每天都要批阅大量的奏章，但他一个人精力毕竟有限，实在是苦不堪言：要是仔细看，夜里不睡觉也看不过来；不认真看吧，又怕被臣下欺骗。这时，对皇帝的心态“了如指掌”的曹振镛便献上一条“妙计”：
“皇上几暇，但抽阅数本，见有点画谬误者，用朱笔抹出。发出后，臣下传观，知乙览所及，细微不遗，自不敢怠忽从事矣。”
道光一听，不禁暗暗称绝。于是，他依计而行，果然省时省力，大臣们都战战兢兢，惟恐被皇上抓到一朝之错，只好把许多精力花在“细枝末节”上。所以，台湾史学家苏同炳称：
“曹振镛琐鄙无能，养成了道光一朝政治风气之柔糜泄沓，所以他实际上是道光帝的罪人。在他所养成的风气下，官吏以不负责任之圆滑弥缝为做官之能事，不但有用的人才因之而销磨殆尽，国事亦因之而不堪闻问。”
古人云：“上有所好，下必有效者焉！”在高度集权的皇权国家体制下，既然有道光皇帝，就会有曹宰相；有了曹宰相，就会有曹振镛式的大小官吏。曹振镛的这套做官之道，对道光一朝的官场风气影响很大。对这种圆滑、颓废的官场习气，有人作了一首《一剪梅》以讽之：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
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通，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
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
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
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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