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文人知书达礼，应当“识大体”。其实，读书人也是一个“排外意识”很强烈的集团。古人云，“文人相轻”！此话一点都不假，读书人经常是心高气傲，喜欢目空一切，仿佛天下之大，只有他最行。于是乎，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也就少不了了，而且手段毒辣，不见得比那些政客们差。
在排他性上，知识分子总喜欢搞“小集团”、“小圈子”。就像同业有行会，流氓有黑帮，读书人也有许多“同气相求”的小圈子。特别是，这种“小集团”一旦和“权力”沾上边，麻烦就来了。为了“小集团”的利益，许多文人可以不问是非黑白，不分青红皂白，攻击异己，庇护同类。到最后，这种“小集团”可能发展到“朋党”的地步，双方往往是斗得不可开交，甚至达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就算文人们都是“高风亮节”，一心为国家和老百姓着想，也容易产生矛盾：你说要开疆拓土，张扬国威，他说要休养生息，安定民心；你赞成改革旧制，他却坚持“祖宗之法”；你说要慢慢来，他偏偏说要下猛药……吵来吵去，单纯的意见之争就难免发展成为意气之争，谁也不肯让步，非要斗个你死我活不可。因为在皇权专制体制下，皇帝说话最管用，所以大家都争相讨好这个“最高裁判”，专制帝王乘机拉一派、打一派，将他们都捏在自己手心里。
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党争，莫过于北宋后期的新党和旧党之争，起初不论变法派，还是保守派，都是一心为民，吵来吵去反而变成扰民了，最后竟然让蔡京这个大奸臣浑水摸鱼，当上了宰相，将大宋帝国推向了深渊。
“君子”也结党
到了宋仁宗庆历年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财政危机日益加深，出现了“冗官”、“冗兵”和“冗费”的局面，使北宋政府陷入了“积贫积弱”的困境。同时，在与辽国、西夏的战争中，北宋也是连吃败仗，被迫向他们缴纳“岁币”，也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农民和士兵的反抗斗争是“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伙）”。
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一些士大夫感到必须实行改革，以摆脱困境。于是，一些官员主动上书朝廷，对当时死气沉沉的官僚政治提出批评，提出了改革弊政的主张。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上“百官图”，讥讽宰相吕夷简任用亲信，并劝仁宗疏远他。吕夷简勃然大怒，指责范仲淹离间君臣、引用朋党，下令免去他的“权知开封府事”一职。从此，“朋党问题”成了宋朝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范仲淹遭受排斥时，余靖、尹洙、欧阳修、蔡襄等人仗义执言，结果都被罢官，但斗争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当时，欧阳修写了一篇著名的《朋党论》，呈献给皇帝，认为：朋党之说自古有之，君子、小人各自有朋；希望仁宗借鉴前朝的兴衰治乱，“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在这里，“真朋”与“伪朋”的对立，实际上就是改革势力同守旧势力的斗争。
眼见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连吕夷简也感到改革已经是大势所趋，无法阻挡，便来了一个“顺水推舟”，主动辞职，并推荐范仲淹等人回朝执政。庆历三年（1043年）春，章得象、晏殊出任宰相，贾昌朝、范仲淹为参知政事，杜衍为枢密使，韩琦、富弼为枢密副使，政治局面为之一新。
当时，宋仁宗也意识到了改革的重要性。这年九月，他亲自召见8位中枢大臣，赐座，并请他们畅言军国大事。在宋朝，天子亲自赐座，可是“无上的荣耀”，所以大家都惶恐万分，不敢说话。一个月后，范仲淹挺身而出，领衔条陈“十事”上奏，揭开了宋朝历史上崭新的一幕。在东京汴梁的政治舞台上，一个惊心动魄的改革高潮即将到来！
不幸的是，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范仲淹就享受到了自古以来一切改革家的所有遭遇——酸、甜、苦、辣、咸，什么都有，最后也和他们一样落得一个“无疾而终”的下场。大宋帝国持续近半个世纪的改革运动，竟然从一开始就染上了一种凄壮、悲凉的色彩。
论起道德操守，范仲淹当然是没得说。平时，范仲淹做事也相当谨慎，虽然致力于改革事业，但他也知道一切并非“唾手可得”。至于范仲淹倡导的“庆历新政”，更不是什么激进的改革，比如：他提出的“十事”（十条指导方针）——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在原则上也都能站得住脚。在具体的措施上，范仲淹也并不一味追求“天翻地覆”的效果。例如，为了澄清吏治，他曾修订“磨勘法”和“荫子制”，但也没有对原来的制度一概否定，只不过是对官僚阶层的特权稍加限制罢了。
但是，范仲淹在本质上仍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虽然具有政治家的胆识和气魄，却不善于玩弄政治手腕，把人际关系搞得一团糟。最麻烦的是，范仲淹和他周围的一些人过于冲动、直率，这在无形之中便把自己孤立起来了。在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中，过分的慷慨激昂总会让许多人无法理解，更不用说那些小人们会“嫉妒眼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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