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嘉靖皇帝朱厚熜迷信道教，还自封为“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这种滑稽戏也只有想出家做和尚的梁武帝才能做出来。不过，在皇权社会里，只要是皇帝喜欢的东西，不管好坏，自然会有一批“马屁精”趋之若鹜，蔚然成风。于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文武大臣及词臣入值西苑，供奉青词”，跟着皇帝一起向太上老君顶礼膜拜。所谓“青词”，就是写在青藤纸上打醮祷祝的疏文。严嵩自然不甘人后，加上他善于揣摩，所以他写的“青词”仙风道骨、典雅华彩，朱厚熜看后褒誉有加。有了这块“敲门砖”，严嵩也就一天天发达起来。
不可否认的是，严嵩早年的确是一位“文章高手”，倘若他只是一个大草包，肚子里空空如也，哪还敢跟嘉靖一起谈诗论文？所以，纪昀岚在主编《四库全书》时，也不忍心将严嵩的诗作一笔勾销，还特地引用了王世贞的一句诗——“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表示不能因人废文，将严嵩全盘否定！
下面，我们试着读一首他的七绝：
“山泉野饭聊今夕，金谷铜驼非故时。随缘自有数椽竹，题俭真成一字师。”
倘若没有标明这是严嵩的作品，我们肯定会认为：这是某位甘于清贫的诗人，在远离尘世喧嚣的荒郊野外孤独行吟呢！可是，当我们知道，这是那位穷奢极欲、无恶不作、祸国殃民的大奸臣、大贪官严嵩在那里“装孙子”时，就会觉得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为文和为人的矛盾，严嵩既不是第一个，更不会是最后一个。但是，因为严嵩的奸臣名压倒了他的文学名，所以在《明史》中他和他的儿子严世蕃都被打入《奸臣传》；到了后来，在人们的心目中，他的贪官名又压倒了他的奸臣名。
一般来说，小贪如鼠，昼伏夜出，干一些鸡鸣狗盗的事，贪也贪不出多少油水来；大贪可就不同了：他们好比老虎，无所顾忌，可以明火执仗，才能贪出金山、银山。严嵩当政时，放开手脚地疯狂贪污，聚敛了大量钱财，这还不是嘉靖包庇和纵容的结果！正因为有皇帝的支持，严嵩才能有恃无恐，严世蕃才敢胡作非为。在皇权社会里，一旦进入权力场，文人们就会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是死守清高，做一个才华出众的文人呢？还是做一个权力更大的官僚，好捞到更多的油水呢？不用说，严嵩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特别是在嘉靖十八年（1539年）以后，嘉靖就经常“怠工”——不上朝了，连皇帝最起码的本职工作也不愿干了，这就给严嵩父子提供了更大的贪污空间。于是，严嵩在皇宫里面将嘉靖哄得团团转，严世蕃则在外边大肆搂钱！
起初，严嵩是以文才邀宠于嘉靖，才得以飞黄腾达。他最后的失败，也是因为晚年文思日退，做不出多少令皇帝高兴的文章来，才失去圣眷的。说实话，一个诗人总有“江郎才尽”的一天，严嵩都七八十岁了，还能写出好的文章来？此外，朝廷里的厮杀，并不亚于西班牙斗牛场上的角力，你不把刀插在牛的身上，牛就会把你顶死，所以，严嵩究竟还能有多少诗情才气，这是大可怀疑的！更何况，为了铲除政敌，严嵩必须恬不知耻地曲意讨好嘉靖，当他一天到晚尽琢磨这些事情时，还能激发多少创作灵感？
最后，连朱厚熜亲笔草拟的诏书，老迈的严嵩都看不懂了——“语多不可晓”，“所进青词，又多假手他人不能工，以此积失帝欢”。于是，他的末日也就不远了。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严世蕃被“斩于市，籍其家”。不过，嘉靖还是“法外施恩”，给严嵩留了一条性命，削籍为民。过了两年，严嵩又老又病，“寄食墓舍以死”。这个大奸臣、大贪官，就这样永远地被钉在了中国历史的耻辱柱上。
据《明史》记载，严嵩父子被查抄出来“黄金可3万余两，白金200万余两，他珍宝服玩所直又数百万”。以严嵩的贪污记录，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应该没有问题。对于这些财产，嘉靖是这样分配的：“诏悉送太仓，以一半济边饷，一半充内库取用。”也就说，有一半落入了朱厚熜个人的“腰包”，真是“严嵩跌倒，嘉靖吃饱”！
在《二十四史》里，对那些奸佞之辈，如酷吏、奸臣、佞幸、乱贼、阉党等等，无不有分门别类的列传。奇怪的是，惟独没有专门的《贪官列传》，这使我很纳闷：是不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贪官呢？或者是贪官极少而没有为他们设传的必要？非也！中国皇权社会的贪污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在皇权社会里，从上到下，真可以说是无官不贪（其实，皇帝本人就是“头号贪污犯”）。所以，民间有一句谚语——“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这种现象的真实写照。一个知府竟然能在三年里吞噬这么多的民脂民膏，那老百姓还有活路吗？正因为皇权社会的贪污之风愈演愈烈，泛滥成灾，对史家来说，记不胜记，只好搁笔不记了。
在皇权社会里，如果全都是清官，只有个别贪官，治史者倒有兴趣做一做文章；相反，遍地都是贪官，清官也就成了“珍稀动物”，反倒可以在史书上占有“一席之地”了。所以，在史书里，有良吏、循吏列传，以肯定他们的恪尽职守、清廉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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