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一年（1885年）初，袁世凯“伤痕累累”地离开汉城，乘军舰抵达旅顺。在那里，袁世凯拜见堂叔袁保龄，将满肚子的委屈和苦水都向他倒了出来。对袁世凯此时主动“引退”，袁保龄却大加赞赏，认为他“识时务”！
几天后，吴大澂等人回到天津，在李鸿章面前高度赞扬袁世凯，称赞他在朝鲜怎样拓展外交，巩固中朝关系，怎样随机应变、果断英明。回到北京后，他们又多次对人称赞“袁（指袁世凯）才可用”。由于吴大澂等人的正面宣传，加上日本外相伊藤博文指名要求严惩袁世凯，反而使袁世凯名声大震，成为中外人士都关注的“风云人物”。
回到老家河南陈州府后，袁世凯虽然归隐田园，但他在朝鲜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当然，袁世凯也不甘寂寞，经常与堂叔袁保龄通信，谈论的也多是“朝事”、“政事”。
不过，袁世凯这次在家乡并没有待多久。1885年四月，李鸿章与日本特使伊藤博文签订了《天津条约》，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七月，应朝鲜国王的一再请求，清政府决定释放大院君李昰应。至于护送大院君回国的人选，李鸿章考虑了很久，最后想起了袁世凯，认为他“有应变之才”，可以担当这个重任。
八月下旬，应李鸿章之召，袁世凯赶回天津。本来，李鸿章准备派丁汝昌率领北洋海军与袁世凯一起护送大院君回国。后来，他又担心此举既可能引起朝鲜政府的疑虑，又容易引发中日纠纷，便打消了这一念头。事后，李鸿章曾对袁世凯半开玩笑地作了解释：
“韩人（指朝鲜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原议诸员无所用，兵亦不须遣，只许汝带水师小队数十登岸，作导引足矣。”
临行前，李鸿章又亲自为袁世凯设宴饯行，并说道：“今如演戏，舞台已经搭好，就等着你这位主角登场了！”可见，李鸿章对这个后辈是多么器重，并对袁世凯的朝鲜之行寄予了很大的期望！想不到，自己年纪轻轻（这一年，他才26岁）就得到了朝廷“第一重臣”李鸿章的如此赏识，袁世凯真是感激涕零，便对着李鸿章一揖到地，然后大步踏上了征程。
随后，李鸿章又上奏朝廷，大力保荐袁世凯：
“……袁世凯胆略兼优，能知大体。前随吴长庆带兵东渡，久驻王京（指朝鲜首都汉城），壬午、甲申两次定乱，情形最为熟悉，朝鲜新旧党人咸相敬重。……袁世凯足智多谋，与朝鲜外署、廷臣素能联络，遇事冀可挽回匡正。今乘朝王函请，正可迎机而导，令其设法默为转移。该员带队两次戡定朝乱，厥功甚伟。”
所以，清政府很快就决定：破格提拔袁世凯为“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以道员任用，加三品衔”。此前，袁世凯只是一个“同知”，地位只相当于知府之下的正五品官。所以，这道上谕一下，袁世凯立刻成为汉城最令人瞩目的人物。
此外，李鸿章还亲笔给朝鲜国王李熙写了一封密函：
“以后贵国内政、外交紧要事宜，望随时开诚布公，与之（指袁世凯）商榷，必于大局有裨。”
有了这封密函，李熙对他当然是“刮目相看”，袁世凯几乎成了朝鲜的“太上皇”：要是没有他的首肯，朝鲜任何重大问题都很难解决。这一年，袁世凯才二十几岁，投笔从戎也不过三载，就已经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了！
但是，袁保龄认为：朝鲜是一个“火药桶”，随时都可能爆炸，袁世凯在那里连生命都没有保障，所以他不赞成袁世凯重返朝鲜。不过，胸怀大志的袁世凯却不做如此打算：在国内，要想爬上一个三品官，不知得“熬”上多少年，他可不想把青春和热血都白白浪费掉！所以，袁世凯在给二姐的信里说：
“从前带兵身任战事，故危险。此时做使臣，无人能害，何险之有？……今日时势，惟出使尚有出头之日。带兵操练又无战事，将何由名闻天下？……弟年未三十，而名扬中外，俱赖出使之功也。”
对此，台湾著名史学家苏同炳先生有很高的评价：
“26岁的袁世凯，不但充分显示了他的勇敢、果决，并且还具有不惜金钱以买结人心的器识，足见袁世凯这个人实在具备做大事、做领袖的条件。”
自古以来，英雄也有“屈身”时！在风云变幻的权力斗争中，面对不利的局面，袁世凯运用“以退为进”的策略，主动请假回乡，“归隐”田园，不但避开了风口浪尖，还因祸得福，身价倍增，升任“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这说明：在权力场上，“退”有时要比“进”好！
权力悲歌——皇权政治中的人生宿命
引言：皇权社会中丧失了独立人格的中国人
整个封建社会，中国就一直是一个以专制皇权为中心的“官场化”社会，或者说是一个“大官场”。在这里，既有聚光灯下大放异彩的荣耀，也有千尺水中触礁沉船的陷阱；既有万人之上一呼百应的显赫，也有中箭落马被踩成肉酱的惨状。其中，有的是喜剧，更多的却是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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