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不少人早就发现，在许多方面，这位宋徽宗赵佶确实和李煜惊人地相似：
——他们的艺术天分都很高，而且才华横溢，文采风流。稍有不同的是，李煜是一位词人，而赵佶则是书法家、画家。
——在治理国家上，他们同样昏庸，同样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只顾自己享乐，极其可恶。
——他们都是“亡国之君”。李煜的南唐是被赵佶的祖先赵匡胤灭亡的，赵佶的北宋帝国则是亡在了女真人的铁蹄之下。
——他们的归宿同样很悲惨。
宋徽宗刚即位时，北宋是一个非常富足的帝国（也许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经过徽宗长达25年的统治，大宋帝国已经由一座锦绣江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破船漏屋，帝国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
更可耻的是，当宣和七年（1125年），女真人的铁骑大举南下时，这位徽宗皇帝不是振作精神，奋起抵抗，反而不负责任地把皇位“禅让”给儿子钦宗赵桓，让他出来收拾残局。然后，他带上一大帮妃嫔、宫女、宦官南逃，准备一走了之。最后，迫于朝野舆论的压力，他才返回京城。
两年后，即靖康二年（1127年）的正月，大宋朝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帝国首都汴梁沦陷敌手，它的两位皇帝——已经退居太上皇的徽宗赵佶和他的儿子钦宗赵桓相继沦为女真骑兵的俘虏，只有徽宗的第九子——康王赵构侥幸脱身，在南方建立了政权，总算维持了大宋帝国的半壁河山。
在沦为女真人的俘虏后，按照“战争法则”，被掳去的皇子皇孙、王公贵戚，都成为“亡国奴”。在这场颠沛流离的大迁徙中，不少人由于饥寒交迫而抛尸荒野，其余的幸存者被迫垦田种地，自力更生。最不幸的是那些女子，无论是宗室妇女、名门闺秀，还是小家碧玉，或沦为奴婢，或被选为女乐，无一例外地成为金国贵族的淫具，被奸淫毙命者不计其数，幸存的也是强作笑颜，苟延残喘。至于徽宗的妻子、女儿，也不能例外：除了年老色衰的，都被女真人瓜分，沦为姬妾；等她们老了，再沦为奴婢、侍女。徽宗和钦宗，这一对“父子皇帝”，则被流放到金国北部边陲的一个偏僻小镇——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在那里“坐井观天”，度过了屈辱的余生。
生活能够改变一切。命运的改变，使我们的宋徽宗从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一落千丈，成为“阶下囚”，也使他从一个“异想天开”的艺术家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诗人。在痛苦、悔恨、无奈和悲伤的煎熬中，他的诗词也一洗铅华，成为血泪心境的真实写照：
“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
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
“九叶鸿基一旦休，猖狂不听直臣谋。
甘心万里为降虏，故国悲凉玉殿秋。”
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六月，在饱经屈辱和伤痛之后，徽宗终于在五国城抑郁而死，终年54岁，钦宗则比他多活了26年，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逝世。
不过，从被俘之日起，一直到客死五国城，徽宗从未放弃过有朝一日能够回到故国的幻想。最后，他也只能带着极大的遗憾告别人世。“狐死首丘”，临终时，徽宗遗愿归葬宋土。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女真人也不肯首肯。
“破天荒”的《训政细则》
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近代，皇权国家体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皇帝不再是至高无上，上面还有一个“慈禧太后”凌驾于皇帝之上。这不，在慈禧的一手导演下，一个“空前绝后”的限制皇权的法律文件——《训政细则》出笼了。
同治十三年（1874年），亲政还不到一年的同治帝突然得了不治之症。消息一传出，嗜权如命的慈禧就全力以赴地投入皇位之争。在她的策划下，醇亲王奕■之子载湉即位，是为光绪帝。因为载湉即位时才4岁，所以慈禧再次垂帘听政，并“信誓旦旦”地表示：这是“权宜之举”，“一俟嗣皇帝（指光绪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
到了光绪十二年（1886年），光绪已经16岁，快要成人了。这时，慈禧碍于祖制，不得不做出准备“归政”的姿态。六月，她亲自召见醇亲王奕■和礼亲王世铎等人，表示：从今年冬至开始，由皇帝亲自前往圜丘行礼，并于明年举行“亲政大典”。
乍看起来，慈禧是在信守诺言，准备把皇权归还给光绪。可是，慈禧这个人权力欲很强，不甘心“大权旁落”，盘算着如何在光绪亲政后继续操纵清廷的大权。对此，醇亲王奕■当然是“心领神会”。作为慈禧的亲信，奕■深知这个女人不简单，此举只不过是想考验一下群臣的态度，看他们对她是否忠诚？
奕■果然没有让慈禧失望！没到5天，他就想出了一个“训政”的主意，并带头上奏，请求皇太后“训政”。在这份奏折中，他首先对慈禧歌功颂德，吹嘘了一番她的“文治武功”，然后找出一些“冠冕堂皇”的借口，提出：待皇帝年满20岁才归政，而且光绪亲政后，也应当永远依照现有规制，一切事情先请示皇太后，再向皇帝奏闻。这样一来，不但大大推迟了光绪亲政的时间，而且把慈禧把持朝政的局面“永远”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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