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请斩（严）世蕃悬之篙竿，以为人臣凶横不忠者之戒。其父（严）嵩受国厚恩，不思图报，而溺爱恶子，播弄利权，植党蔽贤，黩货败法，亦宜亟令休退，以清政本。”
在奏疏的末尾，邹应龙还“信誓旦旦”地表示：
“如臣有一言不实，请即斩臣首以谢嵩父子，并为言官欺诳者戒。”
这时，嘉靖正对严嵩父子不满，而邹应龙的奏疏正好为他提供了一个口实，所以，他当然不会砍掉邹的脑袋，反而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勒令严嵩致仕，将严世蕃逮捕。
其实，这一切，都是老奸巨滑的徐阶一手“导演”的，而蓝道行和邹应龙只是他的两个“枪手”而已。
一波已平，另一波又起。原来，严嵩只是“致仕”（即退休），并未“伤筋动骨”。至于他的儿子严世蕃，被流放到雷州，也只是“官样文章”：还没到雷州，他就中途返回老家——江西分宜，依旧是威风凛凛。
这时，巡江御史林润担心严世蕃会东山再起，急忙上报朝廷：严世蕃“蔑视国法”，“有负险不臣之志”，还“私通倭寇”。很快，严世蕃就被逮捕，押解到京师。
没想到，严世蕃居然花重金买通了“三法司”（指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的官员，让他们故意在“罪状”里写进曾弹劾严嵩父子的杨继盛等人，以激怒皇帝，因为嘉靖一向护短，从来不肯承认错误，只要他一看这份奏疏，肯定会同情严嵩父子，形势又会大变。
幸亏，内阁首辅徐阶精明，对这份文书进行修改，着重强调那些与嘉靖没有直接关联的罪状：严世蕃等人诅咒朝廷，招集亡命之徒几千人，妄图谋反，并准备“外投日本”。平心而论，严世蕃罪大恶极，不杀他不足以平民愤，但是“谋反”、“通倭”之类的罪状却是纯属“不实之辞”。徐阶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彻底斗倒严嵩，防止他东山再起。
果然嘉靖对严世蕃“谋反”、“通倭”不太相信，又命三法司重新核实这些罪状。于是，徐阶又代三法司起草了一份奏疏：严世蕃“谋反”、“通倭”证据确凿，理当问斩。到了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三月，严世蕃被斩首、抄家，严嵩则被贬为庶人。
在政敌徐阶的一手策划下，严嵩的儿子被斩首，孙子被发配充军，家产也被全部没收。在这一连串的打击下，严嵩的精神支柱彻底崩溃了，很快就一命呜呼。
其实，严嵩父子恶贯满盈，他们落得这么一个下场也是罪有应得。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义正词严”地弹劾严嵩，反而适得其反？为什么打倒严嵩的人偏偏是狡猾、奸诈的徐阶，而不是正直的夏言？乍看起来，这实在是有点“匪夷所思”！
问题的关键，是嘉靖皇帝的态度。徐阶这个人非常狡猾，善于玩弄权术，对嘉靖的心理了如指掌，所以，在对付严嵩时，他非常注意“技巧”：既要处死严世蕃，斗倒严嵩，又不能彰显曾长期宠信严嵩父子的嘉靖的过错；而“谋反”、“通倭”之类的罪行，都是在嘉靖罢免严嵩之后发生的，嘉靖当然毫不知情，丝毫无损于皇帝的“光辉形象”，所以能一举成功。
在那个专制时代，皇帝和皇权高于一切，徐阶这么做，显然是出于策略的考虑！都是弹劾严嵩，但弹劾的人却是形形色色。显然，徐阶、蓝道行、邹应龙等人的人品，是无法与杨继盛“相提并论”的！
文臣：权力主宰了理性
自从有具体年代可考的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至今，中国历史已经有2800多年，其间有记载的文人真可谓“不可计数”。其中，既不乏流芳百世的名士，也不乏遗臭万年者，再加上那些庸庸碌碌者，就更是无法计算了。
在皇权社会里，中国的文人大多属于社会上层，一般受过比较良好的教育，是传统政治文化的承载者。作为传统社会的精英集团，他们自幼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立志要“治国、平天下”。但是，在皇权专制政体下，一旦投身权力场，在权力和名利的熏陶和挤压下，他们往往是有才难展，壮志难酬，屡遭小人的构陷、权臣的排挤；更有一些无耻的文人，竟然拜倒在专制帝王的脚下，卖身投靠权贵，干出许多不顾廉耻和名节的事情来。
士大夫的“工具化”
自从秦朝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就一直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皇权国家体制。在这种“大一统”的体制下，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包括诸侯对天子的制约，以及天子对诸侯的制约）逐步丧失，皇权逐渐演变为一只无所不在、可以为所欲为的“超级怪兽”。
形式，是实质的保证。在秦朝统一天下后，丞相王绾曾建议分封诸侯王，把几位皇子派去镇抚偏远的燕、齐、楚等国，群臣都认为王绾的话有道理，只有廷尉李斯主张实行郡县制。结果，秦始皇拒绝了大多数人的建议，采纳了李斯的意见。于是，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封建社会就结束了分封制，政治权力归于一统，中央政府的权力直接延伸到社会基层，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不得不为维持这一庞大的国家机器而付出“惨痛”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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