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
看来，司马迁非但没有看透叔孙通所制定的礼仪背后隐藏的“玄机”，及其对后世的恶劣影响，反而在《史记》里对他大肆吹捧，说他是“汉家儒宗”，是一位顺应时势的历史人物！其实，这位“汉家儒宗”也只不过是趴在刘邦脚下的一条“儒狗”而已。在中国历史上，叔孙通的最大功绩就是：除了自己带头做“狗”以外，还制定礼仪，让千千万万的人都做皇帝的“狗”！
士大夫的“工具化”：“两面派”韩愈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号昌黎，河北昌黎人。在中国历史上，这位韩愈先生可了不得，他是唐代儒学和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其“文以载道”的主张影响巨大，所以又被尊称为“韩文公”，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让许多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位被许多人“顶礼膜拜”的大家人品却不怎么样，喜欢在权力场上追名逐利。为此，他不惜翻云覆雨，阿谀权贵，把自己的“政治理想”践踏在脚下。
韩愈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因为父亲和两位兄长死得早，他是由寡嫂抚养成人的。早年，韩愈的生活颇为艰苦，经常是“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无僦屋赁仆之资”。所以，在《答崔立之书》中，韩愈自称：
“仆始年十六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以为人之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乃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仆诚乐之，就求其术。”
这段话非常重要，因为这里虽然说的是他早年的一段思想经历，却也反映了他的出仕观和人生观。纵观韩愈一生，无一不与这段话“符合若契”：早年，他“读圣人之书”，所以他一直认为做官乃“皆为人耳”，是要造福天下苍生，而不是为自己谋好处；等他成年后，也许是穷怕了，遂一改前念，将出仕视为摆脱贫苦生活的一条捷径，开始认为做官“不唯为人耳”；等他进京赶考时，发现举进士者“人多贵之”，又认识到做官可以使自己大富大贵，所以，他就开始一心向上爬，“诚乐之，就求其术”！
韩愈自从19岁进京应举，曾三次落第，直到25岁时才混上了一个进士。但是，在唐代，进士只是一个身份，想做官还要再通过吏部的考试才行。结果，韩愈连考三次，都没有考过去。于是，他又多次上书宰相，乞求“一官半职”，竟然石沉大海，连个回音都没有。30岁时，韩愈就去了汴州，在宣武节度使董晋的手下做了个小推官，开始踏入仕途。
为了求官，韩愈不惜颠倒黑白，阿谀权贵。当时，京兆尹李实是一个大贪官。有一年，京畿大旱，李实却向皇帝报告：“今岁虽旱而禾苗甚美。”最后，老百姓交不起皇粮国税，只好“坏屋卖瓦木，麦苗以输官”。为了求个官做，韩愈居然写信表示自己对李实的“仰慕之情”，“未有见赤心事上、忧国如家如阁下者”，还说自己“虽在千百年之前，犹敬而慕之，况亲逢阁下，得不候于左右以效其恳恳”，真是有点“肉麻”，读后让人大倒胃口！
在做人方面，韩愈也经常是大耍其“两面派”的手法。例如，在《上郑尚书相公启》中，他曾吹嘘自己“日与宦者为敌”，一向反对宦官监军。可是，在《送汴州监军俱文珍》一文中，韩愈却大肆吹捧俱文珍：
“故我监军俱公，辍侍从之荣，受腹心之寄，奋其武毅，张我皇威，遇变出奇，先事独运，偃息谈笑，危疑以平。天子无东顾之忧，方伯有同和之美。”
在唐朝历史上，这位俱文珍可是一个“非常人物”，就是他一手逼迫唐顺宗退位，致使“永贞革新”夭折，真可以说是臭名远扬。对这种人，韩愈竟然大加吹捧，真是让人作呕！
长期以来，韩愈被推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排斥佛教，并领导儒学复兴。元和十四年（819年），唐宪宗亲自迎佛骨入宫。一时间，此事成为京师长安的头号新闻，朝野震动。而韩愈一向自诩为“儒学领袖”，以排斥佛教为己任，当然无法保持缄默，便上了一篇《谏佛骨表》，触怒了皇帝。幸亏宰相裴度等人出面周旋，韩愈才免于一死，被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露出马脚，是在他被贬出朝廷以后。在半路上，他就写了《宿曾江口示侄孙湘二首》，里面有“嗟我亦拙谋，致身落南蛮。茫然失所诣，无路何能还”等语，悔恨之意已经溢于言表，同时表露出急于要还朝的心态。
一到潮州，韩愈就立刻上了一篇《到潮州谢上表》。如果说此前为了求官、保官，他曾“违心”地作过一些阿谀奉承的诗文的话，那么这份表章就写得真让人有些恶心。首先，他把自己“臭骂”了一通：“狂妄戆愚，不识礼度，陈佛骨事，言涉不恭，正名定罪，万死莫塞。”
然后，他把自己的文才大大地“吹嘘”了一番，说自己的文章可以“与《诗》、《书》相表里，作为歌诗，荐之郊庙，纪太山之封，镂白玉之牒，铺张对天之宏休，扬厉无前之伟绩，编于《诗》、《书》之策而无愧，措于天地之间而无亏，虽使古人复生，臣未肯让”，这真是往自己脸上“贴金”，有点厚颜无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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