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件可以利用的武器：罢工。1913年10月，纳塔尔北部煤矿的数千名印度工人被顺利地召集了起来。当下的关键问题是时间。罢工者对煤矿老板不断施压，希望能够说服政府改变主意，他们能够坚持罢多久呢？甘地在印度矿工集会上发言，身边是他的盟友坦比·奈多（Thambi Naidoo）和C.R.奈多（C. R. Naidoo），他号召矿工们不要复工。但这样的策略也有局限。受影响最大的是最贫穷的那些人，他们拿不到工资，还得冒着丢掉工作的风险。不能指望他们一直这样罢工下去。甘地试图在矿工们决心动摇、罢工气数已尽之前，强行与当局对峙，威胁称要采取更激进的手段：从纳塔尔游行至德兰士瓦，而如果没有事先登记的话，穿过这两个省的边界是违法的。他希望这样会迫使政府做出回应，不论是把他们带到谈判桌前，还是迫使他们把游行者关起来，都会损害政府的公信力，招来印度、伦敦以及南非自由派各方更强烈的批评。游行队伍开始了艰难的跋涉，起初规模较小，但最后发展到了数千人之多。
但游行者穿过边界进入德兰士瓦时，史末资的回应并不是把他们抓起来，而是选择按兵不动。他坚信这场罢工终究会自生自灭，他更愿意伺机而动。这一招很狡猾，虽然有印度方面的汇款支持罢工者，也就是当前的游行者，但由于当地印度人社团资源不足，供给他们食物的开销每况愈下。甘地由于贸然行事，已经在纳塔尔印度人大会（Natal Indian Congress）中遭到了批评。如今，消极抵抗策略完全有可能失败，甘地也完全有可能作为一名失败的煽动者被人们记住。最终，甘地再次遭到逮捕，又在监狱里关了一段时间。
然而到了1913年11月，情况又有了变化，这一次是对甘地有利的。纳塔尔南部的印度农业工人也罢工了。这次罢工在某些方面要比煤矿罢工更严重，涉及的工人是后者的数倍。甘蔗种植园的情况尤为严峻。一整年的收成岌岌可危，这可不是仅仅损失几个星期的产量而已，雇主们没有现成的替代劳动力来做这些工作。随着经济损失不断攀升，《印度舆论》劝告工厂主不要妄图破坏罢工，而是要“看到问题的根源”，并且“联合起来向政府强烈呼吁，不要投入更多的警力，而是要立即停止征收这项税”。[56]消费者开始感觉到日子不好过了。纳塔尔白人间谣言四起，说怀恨在心的黑人工人正在等待时机出手（不过甘地本人非常注意把印度人和非洲人区别开来，否认曾经拉拢那些“卡菲尔人”一起罢工）。[57]或许一场广泛的起义斗争即将到来。
然而南非政府蓄意不作为的姿态遭受的最后一击，却并不是来自南非国内，而是来自印度。现已从前一年的暗杀事件中完全康复的印度总督查尔斯·哈丁，担心印度国内对于纳塔尔局势的愤怒舆论会破坏印度的稳定，决定亲自出马。哈丁被迫为一个印度侨民团体出面，公开批评了大英帝国的一名同僚，在这件事情上迈出了意义非凡的一步，他还要求在南非成立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调查纳塔尔的3英镑税以及印度人的其他冤情。《印度舆论》赞许道：“南非的印度人团体对哈丁勋爵感激不尽，因为他在这件事情上勇敢地站了出来，明知这样的态度会被人怨恨，自己也会遭到（南非一些人的）非难。”[58]这件事让史末资陷入了困窘；在南非的一些人看来，这是外人在无凭无据地干涉他们国内的事务，事实上伦敦的《经济学人》把哈丁的干涉定性为“最高级别的违宪行为”。[59]但这同时也是一个折中解决的机会。1913年12月，史末资竭尽所能地展现了风度，接受了委员会的想法，期待这将有效促进3英镑税的废除，事实上是在次年废除的。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的消极抵抗运动最终取得了成功。即使到了1913年年底，对于委员会的调解结果仍有不同意见，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非暴力不合作”获得了胜利。
此时的德班又重新陷入印度人政治觉悟的背景中，南非的英国人和布尔人的争论也卷土重来，并且伴随着南非白人关心的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原住民”问题。然而，甘地的声望现已树立起来。在一个数以万计的印度人团体中度过了20年后，如今他打算回到拥有3亿人口的印度，带着记忆中依然鲜活的、在南非吸取的经验教训，经受了考验的政治行动原则，以及双重的使命感。
1913年年关将至之时，南非的印度人有理由庆祝。然而在南非，比他们庞大得多的非洲黑人群体，却在绝望之井中越陷越深。甘地的成功并没有减轻他们的苦痛。恰恰相反，记忆中的1913年被打上了一个黑暗的标记，因为不平等更深刻地写在了法律中，他们的机会被剥夺，种族隔离成为法律强制的现实，南非黑人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榨。“南非原住民在1913年6月20日星期五早晨醒来，发现自己实际上并不是奴隶，却在生他养他的祖国沦为了贱民。”几年后，所罗门·采基肖·普拉杰（Solomon Tshekisho Plaatje）这样写道。他选择的这个日子是当年《原住民土地法》（Natives Land Act）通过的日子，这部法律严重限制了南非黑人购买土地。[60]
南非联邦成立之前很久的时候，南非黑人就一直是南非白人政治的中心。非洲黑人在数量上明显占多数，因此白人工人担心，如果黑人成为熟练劳动力的话，他们自身的劳动力价格就会被削低，而且其他的白人也担心黑人有可能掌握统治权，或许是通过暴乱的方式。和澳大利亚不同，南非白人普遍承认，南非黑人事实上已经被剥夺了祖先的土地。但至于白人对南非黑人负有的责任范围，这份责任应该以怎样的形式呈现，可以赋予他们何等程度的政治权利，在这些事情上都存在着分歧。在开普省，如果一名黑人农场主足够富裕、足够有文化，就可以在省级选举中投票。在南非的其他地区，这是让人无法想象的。黑人可以是农场工人，甚至可以是地主，但就是不能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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