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扎就是一个小世界；它像一条加盖了屋顶的巨型隧道，总是很凉爽，几乎透不进光。它是所有阴谋诡计的中心，一家巨大的俱乐部，其成员都有着不同的政治利益；巴扎诞生了所有能够策划出的祸端、所有的传闻，无论是荒诞不经还是真实可信……所有的罪犯一旦到了巴扎就安全了，因为在这里很难发现他们的行踪。巴扎就像一个大蜂窝，不计其数的地下室和阴暗的小巷，通往更阴暗的、犹如洞窟一般的院落或房屋入口，而且总有一个出口隐藏在后面某处，只有当地人才能在这座迷宫中穿行；外国人往往会走进死胡同，如果没有人来引导，就只好原路返回。[6]
在巴扎容易迷路，但对于1913年有耐心的欧洲旅行者来说，还得要讨价还价。为了应对这个贸易闭塞、周围农村也陷入困局的国家飞涨的物价，一个个家庭都在变卖传家宝，可以是一件精致的珠宝首饰，或者一块法国手表。在俄国人把持着的北部，情况大体上还算是相当稳定。南部则是人人自危。据寇松在上议院发言称，那里土匪横行，出自孟买、准备运到波斯中部城市伊斯法罕（Isfahan）的一箱茶叶，原本要船运至波斯湾，之后再陆运至伊斯法罕，如今却很可能沿着阿拉伯半岛绕半圈，通过苏伊士运河，再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黑海，在巴统（Batumi）进入俄国，之后经过巴库南下至伊斯法罕：总共要绕上几千英里路。这样一来，与外界的每一桩交易都要增加时间和成本，因此农村的不稳定就要由首都和平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埋单。
寇松对于他所说的这个国家非常了解。他曾经在三十出头的年纪游历波斯，并于1892年发表了两卷本的《波斯与波斯问题》（Persia and the Persian Question）。[7]他意欲使这部书成为这个国家的权威记述，他无疑还坚信20年后这部书依然会保持这一地位。“英国读者的自然观完全建立在西方的环境中，很难让他们了解眼前这极度的反差。”寇松写道：
欧洲的山脉大多是蓝色或紫色；在波斯，山脉是火红色、棕土色，或者葬礼般的黄褐色。欧洲的田地，如果不是覆盖着绿油油的青草或庄稼，就是翻耕出来的深红色腐殖质土。在波斯，田地和棕色荒漠唯一的区别就是灌溉渠干涸的渠床。典型的英国村庄有着各自独立的小屋，往往很别致，在古老的树林中若隐若现。典型的波斯村庄聚集着一堆肮脏的泥棚，粗陋的轮廓线条不是垂直就是水平，挤作一团，被倾圮的泥墙保护着……平整的河岸间没有河流流淌，石子上也没有溪水潺潺。你要么被水沫纷飞的湍流挡住去路，要么涉过刚够把马蹄沾湿的涓涓细流。
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有山区，有名副其实的沙漠，有沃土，也有薄田，然而到了1913年，德黑兰以外的这片土地上还没有一条铁路线。有一些适合车辆通行的道路，大多集中在波斯北部，从德黑兰北接阿塞拜疆省，东到马什哈德（Mashhad），也通往波斯中部的库姆（Qom）和伊斯法罕。“剩下的道路是商队或者骡子走的小道，自古以来就有，”英国一名军事情报人员在当时的报告中总结道，“波斯大多数道路的特点是一望无际的沙子，崎岖的山路，铺着圆石和松散、粗粝的石头，以及光滑的岩石，狭窄的隘道，陡峭的坡度。”[8]这样的景观增强了地方对部落的忠诚，与强力的中央政府相抗衡，并且为武装抢劫团伙提供了完美的藏身处。可以说他们是闹事者、土匪或者勇士，这取决于当事人的利益；也可以说他们是叛乱分子、歹徒或者圣战者，这取决于当事人所属的团体。在这类地区，正义可以总结为宗教部门打着正义的旗号惩罚冒犯宗教的行为；民政部门负责裁决其他一切事情，他们从过去的布告、当地的风俗、沙里亚法或者单纯的实用主义观念中汲取灵感。[9]秩序往往要靠力量来维持，而且是人格的力量。在波斯的偏远地区，伊朗国王也许会像太阳一样遥远，欧洲则如同更远处的星辰。流行病、旱灾和饥荒已经是家常便饭。
总之这里是男人的天下，女人扮演着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角色，即便有一些接受了欧美文学和政治思潮洗礼的女性，如今更加强烈地为她们不公平的地位而感到愤怒。“唉！”前伊朗国王之女、出生在后宫里的塔杰·萨尔塔那（Taj al-Saltana）写道，“波斯女人一向是与牲口和野兽为伴”——
她们绝望的一生在监狱中度过，被辛酸、严酷的煎熬碾成碎末。与此同时，她们也在通过报纸了解远方的情况。报纸上报道说，欧洲妇女参政论者站了出来，坚决要求她们的权利：普遍选举权、在议会上投票的权利、参与政府事务的权利。她们正在不断取得成功。在美国，她们的权利已经得到了全面确立，她们还在坚决果断地进行斗争。伦敦和巴黎也是如此。我的老师啊！我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到欧洲去，见一见这些谋求自由的女士啊！我要对她们说：“……看一看亚洲吧。好好看看这些房屋，三五米高的墙壁，唯一的入口就是由一名门卫把守的一扇门。” [10]
波斯的妇女代表无法参加1913年在布达佩斯召开的国际妇女选举权同盟（International Women’s Suffrage Alliance）大会，便以电报代替。尽管如此，会议录中还是提到了她们。时任主席、美国人卡丽·查普曼·卡特（Carrie Chapman Catt）夫人强调称：“不要忘记这个国家（波斯）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在这样的宗教背景下，现代的自由要素正缓慢但坚定地将人民推向教化与自尊。”[11]查普曼·卡特指责近来的外国干涉进一步阻碍了波斯的政治改革进程，从而也破坏了女性提高自身地位的希望，这里的外国指的是俄国和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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