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日，美国独立日，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升起了星条旗，然而当地的美国领事表示抗议，认为殖民地是一场骗局，并与之进行了一场艰苦的斗争。[21]有一次，伊迪丝·斯帕福德（Edith Spafford）还打扮成自由女神像，摆拍了一张照片，庆祝这个日子。到了1913年，起初只是作为少数福音派新教徒的宗教事业的那些行当，如今已经具有了扩大的家族产业特征：印制明信片，为游客提供导游服务，接受委托提供摄影服务，委托方包括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Zionist Organization）和《国家地理》杂志。[22]19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瑞典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Selma Lagerlöf）就有一篇小说的灵感来源于殖民地的故事。190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克拉斯·蓬图斯·阿诺尔德松（Klas Pontus Arnoldson）几年前访问殖民地，之后在1913年出版了一本名为“耶路撒冷之魂”（Jerusalem själ）的书。
犹太移民对于巴勒斯坦的政治命运和耶路撒冷桑贾克现有的阿拉伯人口究竟意味着什么，在1913年还并不清楚。
重建犹太人家园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依然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梦想。尽管在19世纪最后的几十年里，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已经开始增加，奥斯曼帝国当局对他们的管控也是三心二意，相当无力，但犹太复国运动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本质上只是犹太人内部的一个压力集团，而不是世界上全体犹太人的明确代表。如果说越来越多的欧洲犹太人认识到了家园所带来的潜在利益，可以让他们作为一个民族来发展进步，不用再害怕那些无尽的迫害与怠慢，像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或门德尔·贝利斯所遭受的那样，那么还有另外一些人觉得犹太复国事业意味着犹太人背弃了被欧洲社会同化的承诺，重新把自己孤立了起来——不去放开眼界，反而把视野变得狭隘。犹太人社会内部也存在着分歧，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西欧犹太人非常重视他们在各自国家所取得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而东欧和俄国犹太人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他们中的一些仿佛刚刚走出中世纪，更不必说北非和中东的犹太人了。即便是在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中，对于实现犹太人家园的手段，对于这样一个家园到底应以何种形式存在，也都存在着分歧。
这些问题原本并不明显，直到19世纪即将结束之际，犹太复国事业必然意味着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家园，而不是在世界上其他某个地区。西奥多·赫茨尔1896年在维也纳出版的《犹太国》（Der Judenstaat）中并未特指巴勒斯坦。而1897年在巴塞尔召开的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虽然回答了这个核心问题，但在那之后还有其他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犹太人家园是否需要在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内以犹太人为主体，或者说假如犹太人在人口统计学上不占多数的话，犹太人的安全能否得到保障？在这样的家园，宗教是否应该发挥强大的作用，还是说宗教更应该由一种与时俱进的世俗身份来定义，更集中于大学和歌剧院，而不是犹太会堂？犹太人是否应该学习阿拉伯语，一方面是为了缓解巴勒斯坦当地阿拉伯人对自身文化传统被抹杀的恐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容易进行购买土地的协商谈判？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定居点，是否只能雇用犹太人耕种土地，还是说也可以雇用阿拉伯人，并可以借此加深经济互赖和社会同化的程度？说到底，在这样的家园，阿拉伯人会不会安于同犹太人在政治上平起平坐，像很多犹太复国主义者所想的那样，从犹太移民带到巴勒斯坦的经济投资和技术支持中获益？还是说他们会心怀不满，成为犹太人的竞争对手，向奥斯曼帝国的其他地区缓慢迁移，或者出现更令人担心的情况，也就是在这片土地上扎根下去？在更广义的政治背景下，在奥斯曼帝国，一个犹太人家园能够争取或者说应当争取多大的自治权？而作为一项政治实践活动，建立犹太人家园这条路，是通过君士坦丁堡，还是通过柏林、巴黎、维也纳和伦敦？
耶路撒冷在犹太人家园中的地位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赫茨尔于1898年访问耶路撒冷，希望能够说服正在巡游的德皇倾帝王之威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家园的宏伟构想，然而他发现这座城市很狭小，不卫生，遍布着黑暗角落，笼罩着神秘主义——几乎无法实现他建设一个自信、自由、进步、现代的犹太国的设想。几年后，他写出了一篇未来主义小说，描绘了1923年时犹太人的巴勒斯坦，标题也取得很贴切，叫作“新故土”（Altneuland）。他想象中的国家中枢是北部城市海法（Haifa），而不是耶路撒冷。由此看来，虽然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耶路撒冷理所应当是以色列家园（Eretz Israel）的中心，因为它毕竟是最神圣的犹太人遗址所在地，而且也是一座以犹太人为主的城市，还有更多人认可耶路撒冷的象征性力量，可以用来为犹太复国事业筹款，然而讲求实际、实事求是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基本上并不把这座城市当成唯一的活动地点，甚至不把它作为活动中心。[23]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领袖阿图尔·鲁平（Arthur Ruppin）将办公室设在雅法海岸边的Bustrus街上。他与柏林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总部通信，用的是德语而不是希伯来语。
1913年，第11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在维也纳召开，巴勒斯坦代表的任务实质上就是充当助推器：确保欧洲犹太人继续支持这项事业，确保以一种积极的势头向前冲，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真正的家园，而不仅仅是一些不堪一击的定居点。在维也纳，他们展示了犹太人定居点的地图和犹太人在新家园土地上的照片，甚至还播放了一段影片。最终为这份冲劲注入新活力的，是在耶路撒冷城外的斯科普斯山（Mount Scopus）买下的一块地上建立一所犹太人大学的呼声。正如一名代表所言，这所大学将成为“锡安山（Mount Zion）新的圣地”。[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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