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年代，意大利作家爱德蒙多·德·亚米契斯（Edmondo De Amicis）向游客推荐的君士坦丁堡最佳位置，就在古老的加拉塔大桥上，在这里可以将君士坦丁堡的全貌、各个民族以及他们的活动尽收眼底：
身穿白色长袍、腰带上别着手枪的阿尔巴尼亚人，与身披羊皮衣的鞑靼人擦肩而过；华服盛装的土耳其导游在两队骆驼之间穿行；一辆套着阿拉伯战马的马车，紧跟在阿拉伯皇子的侍从身后辚辚驶过，上面堆满了某个土耳其家庭的奇珍异宝。步行的穆斯林女人，戴面纱的女奴，小红帽下一头飘逸长发的希腊女人，披着黑色长斗篷的马耳他女人，穿着古老民族服装的犹太女人，裹着五颜六色的开罗披肩的黑人女子，浑身上下一袭黑衣、来自特拉布宗（Trebizond）的亚美尼亚女人……这是一张千变万化的镶嵌画，种族、服饰与宗教的万花筒……沉重的脚步声连绵不断，喧嚣不止，嘶哑喉音的低语，让人费解的感叹，间或有法语或意大利语单词传入耳畔，仿佛一道道光线穿透浓厚的黑暗。[11]
20世纪伊始，对这座摇摇欲坠的古桥进行加固的提案起初遭到了阿卜杜勒—哈米德苏丹的拒绝，理由是海平面的众多商店可能会成为一大战略要地，反抗他不得人心的政权。然而最终在一家德国公司的支持下，建起了一座新的、更宽的铁桥，横跨金角湾。这座桥在1912年完工。[12]
在德·亚米契斯对加拉塔大桥的景色做出这番精彩描述之后的那些年里，奥斯曼帝国继续着从一等强国——与英国、法国、俄国并列——沦为二等强国的态势，名义上还是独立的，但显然已经堕入了“垂死”之列。奥斯曼帝国就自身领土的主权，向一种特殊的法律机制做出了让步，那就是名如其分的治外法权，它将帝国境内的外国人置于各自大使馆的保护之下。在19世纪中，受到这种保护的奥斯曼帝国人所占比例越来越高，这让外国势力与奥斯曼帝国的内部事务之间形成了恒久的利害关系。1838年与英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剥夺了奥斯曼帝国的一项贸易政策。1875年，由于拖欠外债，奥斯曼帝国被迫将国内的财政安排让与实质上掌握在外国人手里的奥斯曼帝国公债银行（Caisse de la Dette Publique Ottomane），后者在1911年的员工数量已经超过了奥斯曼帝国自己的财政部。[13]奥斯曼帝国的海军引进英国顾问支援现代化建设，奥斯曼帝国的陆军也任命德国军人作为顾问。但这个国家却避开了更彻底的改革。奥斯曼帝国到底还是作为一个国家幸存了下来，没有被瓜分，原因在于有太多强国对于潜在的战利品存在利益冲突。这个帝国依靠借来的钱维系着，但最重要的是，时间也是借来的。
1876—1909年在位的阿卜杜勒—哈米德苏丹，被奥斯曼帝国的很多维新派视为部分问题之所在。苏丹即位伊始，就向有心改革的官员群体——青年奥斯曼党（Young Ottomans）——做出了让步，同意实行宪政，推翻了奥斯曼帝国几个世纪以来的行政专制制度。但这番尝试并未持续太久。1878年，阿卜杜勒—哈米德停止实行宪法，回到了奥斯曼帝国的老一套统治手段。苏丹的秘密警察特务令人闻风丧胆，经常关押政治犯，再把钥匙扔掉，以此强化苏丹的统治。在接下来的30年里，阿卜杜勒—哈米德主宰着这样一个政权，虽然偶尔也尝试对其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但它的实质依然是保守的恐怖独裁。
很多奥斯曼人都因政权对新闻界的限制而气恼，并且担心奥斯曼帝国正在逐渐衰弱下去——内因与外因兼而有之。1889年，恰逢法国大革命100周年，一群年轻的、有心改革的政府官员、军人和医生——主要是土耳其人，但也有阿尔巴尼亚人、切尔克斯人和库尔德人，受过良好教育但主要是中等阶级人士——成立了一个组织，最开始不过是奥斯曼维新派的一个秘密讨论小组。[14]组织成员手按《古兰经》和一把左轮手枪，发誓效忠于奥斯曼帝国的复兴大业，并自称统一进步委员会（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但外人称之为“青年土耳其党”，青年奥斯曼党的继承者。组织的早期领导人中，就包括萨洛尼卡（Salonica）的邮政工人穆罕默德·塔拉特（Mehmed Talat），以及驻扎在同一城市的下级军官伊斯麦尔·恩维尔（Ismail Enver）。他们的年轻被视为一种荣誉徽章，证明未来掌握在他们手中，一反奥斯曼人智慧与年龄成正比的旧观念。到了20世纪初，这个讨论小组已经赢得了军队各部门的鼎力支持，特别是在马其顿地区。它已经发展成为奥斯曼帝国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
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中心目标，首先是恢复宪法，其次是复兴奥斯曼帝国。至于这场复兴要如何实现，则是众说纷纭。一些青年土耳其党人认为答案在于政治上的地方分权——到后来，有几个人甚至考虑效仿奥匈帝国，建立一个邦联制的土耳其—阿拉伯帝国。但绝大多数人认为，现代化要依靠一个经过改良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权力。在这一阶段，大部分青年土耳其党人，与其说是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倒不如说是灰心丧气的奥斯曼帝国爱国者。
他们对西方世界抱着羡慕和学习的态度——然而最终目标是保护奥斯曼帝国免遭列强欺辱。在20世纪的头几年里，青年土耳其党人运动的总指挥部位于巴黎，开罗和日内瓦发挥着次要作用，然而萨洛尼卡——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马其顿一座犹太人、土耳其人和希腊人杂居的城市——成了前沿作战基地。（这座城市也是后来的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的诞生地。）另外一些人认为，至少从短期看来，与德意志帝国结盟是维持奥斯曼帝国存在的战略必要。至于要效仿的模范，或许日本是最合适的：这个国家利用西方科技实现了现代化，同时还保留着自己独特文化中的精华（此外还与大英帝国结盟）。青年土耳其党人表示，奥斯曼帝国正在成为“近东的日本”。[15]他们能否取得同样的成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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