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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一战前的世界_[英]查尔斯·埃默森【完结】(124)

  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人实现了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恢复宪法,而且几乎是兵不血刃。6月中旬,忠于青年土耳其党领导的部队开始从马其顿向君士坦丁堡进发,威胁称要武力占领这座城市。7月初,派来与之对抗的军队司令官谢姆西·帕夏(Şemsi Pasha)在光天化日之下被统一进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暗杀。阿卜杜勒—哈米德对自己军队的忠诚没有把握,于是决定知难而退,恢复宪法。长达30年的暴政理论上结束了。

  在君士坦丁堡,这条消息让人们欢欣鼓舞。“屋里屋外都能听见人们的欢呼声”,玛丽·波因特在日记中写道:

  阿卜杜勒—哈米德的特务神奇地消失了,报纸(此前的审查极其严格,禁止撰写关于政治事务真实状况的文章)供不应求,价格也翻了一番。当轮船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时,沿岸各地的城镇居民纷纷欢呼。[16]

  宪法的恢复伴随着政治犯的释放,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遭受阿卜杜勒—哈米德屠杀的亚美尼亚人,将宪法的恢复视为他们权利的保障。奥斯曼帝国的希腊人看到了这样一个机会,可以把他们在帝国内部的经济力量,转变成在奥斯曼帝国议会中的政治地位。(而且在他们之中的民族主义者看来,这岂不是朝着实现“伟大理想”——说希腊语的全体人民重新统一成单一的希腊人国家——迈出了第一步?)土耳其女性现身街头庆祝,期待以阿卜杜勒—哈米德为首的皇室批准的男性沙文主义法典(例如穆斯林女性不许在没有男性亲属陪伴的情况下外出)能够放宽一些。帝国各地都在号召进行新议会选举,这也为君士坦丁堡更多的游行队伍提供了一个借口。玛丽·波因特描述了从投票站到记票房的一队人马,他们把投票箱像圣物一样携带着:

  ……领头的总是一支乐队,骑兵部队,还有马车队,车上挤满了盛装的土耳其小姑娘,跟在后面的是步行的民众,他们挥舞着星月旗和神圣的绿色旗,(当乐队没在演奏时)全体高唱新的爱国歌曲《祖国》(Vatan)……土耳其女性也随着队伍行进,往往为数众多。盖满了鲜花的投票箱,被热情的群众高高举起。[17]

  选举产生的288名代表中,有147名土耳其人、60名阿拉伯人、27名阿尔巴尼亚人、26名希腊人、14名亚美尼亚人、10名斯拉夫人和4名犹太人。[18]

  然而,情况并不是一帆风顺。阿卜杜勒—哈米德虽是被迫更换了他手下的大维齐尔[1],并且同意进行选举,但他依然是苏丹。君士坦丁堡的时局引发了政治动荡,另外一些人借机行事:保加利亚正式宣布独立,斐迪南(Ferdinand)成为沙皇(后来降格为国王),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克里特并入希腊。保守派反对随着宪法的恢复而来的社会改革。1909年4月,在政权更替中失去了地位的那些人,领导了一场反革命政变。心怀不满的土耳其军队打着伊斯兰教和恢复沙里亚法的旗号,实施了这场政变,很多青年土耳其党人被迫逃离君士坦丁堡。

  反革命政变并没有持续太久。忠于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一支所谓的“解救军”(Army of Deliverance)回到了首都,想要用武力夺回首都。“步兵迅疾的步伐、骑兵的奔袭、炮车向人行道开炮的轰鸣”,在本地人和外国人心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提醒着他们,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权力基础终究还是军队。[19]君士坦丁堡的战事暂时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城市拉下了卷帘门,定期往返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商船停住了,却还随着大海的波涛起起伏伏。交火之地的建筑物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其中就包括波斯大使官邸——“当子弹和弹壳在他的门前呼啸而过时,他一定以为自己身在波斯”,一个当地人评论说。[20]但对这座城市来说,比物质损失更严重的是政治后果。如今,土耳其人和穆斯林打了起来,正在互相杀害。青年土耳其党人认识到,宗教和政治保守派可以利用伊斯兰教来对付他们。

  至少阿卜杜勒—哈米德不在了。1909年4月29日下午2时45分,这位苏丹首次登上帝国的火车,开始在国内流亡,他的目的地是敌人的总部萨洛尼卡。玛丽·波因特在日记中写道,几个月前,相比耶尔德兹宫,“还是西藏更容易到达”。[21]如今这座宫殿已经成为一处旅游胜地,吸引着人们前来仔细检查一个耻辱政权留下的遗骸,门口有一辆汽车可以载着游客到处游览,只需一小笔钱。曾经由400人照料的花园,很快便沦为无人管理的状态。庭院里散落着巨大的保险柜,柜门大敞四开,里面的东西早已无影无踪(据说有的是被军队搜刮走了,另外的珠宝于1911年被奥斯曼帝国政府在巴黎卖掉了)。[22]马哈茂德·塞夫凯特帕夏(Mahmud Shevket Pasha)将军率领解救军进驻君士坦丁堡,也因此被任命为战争部长。在他的支持下,一篇以英语发表的报道描述了苏丹在耶尔德兹宫的卧室,那里和他离开的那天早上别无二致:

  一条柔软的土耳其棉被胡乱地堆在长沙发上……还有约莫六个柔软的丝绸垫子。近旁的一把长椅上,搭着一条白色的睡袍和一条绣着字母“A”的腰带,这两件很可能是苏丹最宠爱的儿子阿卜杜勒—拉赫曼·埃芬迪(Abdurrahman Effendi)的。在耶尔德兹宫最后的几天里,他总是和父亲在一起。在苏丹的床边,有一个放咖啡杯的小托架,或者更可能是放一把左轮手枪。房间一角的壁凹中,有一个洗脸架和水盆,藏在一面漆屏风后面。长沙发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大幅日本卷轴,上面画着一只鸟,我认为应该是鹰。[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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