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暴乱结束了，紧随其后的是耻辱。慈禧太后逃往西安。外国军队进驻中国首都。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际被外国军队放过的紫禁城，这次却成了一个旅游景点。和几年后君士坦丁堡耶尔德兹宫中的苏丹卧室一样，中国皇帝的卧室也让人格外感兴趣。无处不在的皮埃尔·洛蒂，和法国水兵一起涌入北京，他提到了据说皇帝正在学习弹奏的一架钢琴，一台播放中国乐曲的八音盒，还有一张御黄色的丝绸床垫，皇帝留下来的压痕还在。“他那深不可测小脑袋得有多么混乱啊，”洛蒂沉思道——
……三重围墙的宫殿，甚至被侵入了最深处的秘境；贵为天子的他，被赶出了二十代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外人难以企及的家园；他被迫逃亡，逃亡的过程中，也不得不让自己暴露在（平民的）视线里……甚至还要哀求，还得等待！……[14]
洛蒂离开时，听见身后有人用浓重的加斯科尼（Gascony）乡下口音的法语欢呼道：“哟，我跟你说啊，哥们儿，这下咱们可以说在中国皇帝的龙床上打过滚儿了！”抢掠现象非常普遍，金银财宝塞满了一个个士兵的大衣和背包——或者作为战利品被运送到巴黎和柏林的博物馆。
虽然有命令禁止记者到场，但亨利·萨维奇·兰多尔还是设法靠嘴皮子功夫，陪同俄国的连纳维奇（Linevitch）将军加入了紫禁城的联军胜利游行队伍。［结果他发现自己并非唯一一个溜进去的记者：长期担任伦敦《泰晤士报》通信记者的澳大利亚人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已经在里面了。］英国炮兵鸣放21响礼炮，用萨维奇·兰多尔的话说：“魔咒已破。事已至此。天子们保持了500年神圣的地方，两秒钟就遭到了洋鬼子的亵渎。”他离开时，特别提到了中国人的行为举止：“虽然表面上恭顺，甚至卑躬屈膝，但任何一个善于观察的人都会注意到他们无动于衷的面容流露出仇恨与轻蔑的神情。”这种轻蔑让人难以忘记。大约一年后，当紫禁城再次交到慈禧太后手中时，中国屈辱史的最后时期在《辛丑条约》中开始了：一笔惩罚性的赔款要求在1940年还清，为西方死难者树立纪念牌坊，允许国际军队永久驻守北京外国使馆区，禁止中国进口军火。1903年，冯·克林德男爵的纪念牌坊在北京落成，德国士兵列队经过。
凯瑟琳·卡尔认为，慈禧太后将回到北京紫禁城的时间一直推迟到最后一刻，甚至等到颐和园一直生着火的炉子都无法继续保持足以让人居住的温度，都是不足为奇的：如果说紫禁城是中国最神圣的场所，是满族人的正座，那么它现在也是一个被玷污的王朝被玷污的象征。
在外国人数十年的掠夺中，中国的缺陷被痛苦地揭露了出来，如今外国士兵更是已经侵入了紫禁城，如何才能克服这个缺陷呢？
卡尔身在北京的那一年，曾经为光绪皇帝1898年那场注定失败的改革进言的梁启超，正身在美国。和日渐壮大的中国维新派一样，梁启超旅居国外，并且从国外的所见所闻中汲取灵感。曾经将托马斯·赫胥黎的著作译成中文，还翻译了亚当·斯密《国富论》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著作的严复，年轻时曾在英格兰生活，就读于伦敦的格林尼治海军学院。推翻清王朝的领袖人物之一、1912年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在夏威夷长大，在香港学医，并且经常去日本、美国、加拿大和欧洲旅行（在欧洲时，他和几十年前的马克思一样，喜欢泡在英国国家图书馆里）。
和严复、孙中山一样，梁启超也坚信，为了理解中国的缺陷，为中国的复兴打下基础，将目光投向国境线以外是势在必行的。在纽约，他设法安排了与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的一次短暂约见，后者向他提出了以下这条价值连城的建议：“任何一次投机的结果都取决于事先的准备。”在芝加哥大学，梁启超对图书馆施行信誉制度的效果感到惊诧。
即使是中国与西方之间着眼点相对较小的比较，也可能具有更广泛的意义。梁启超提到，虽然中国的商店几乎一直营业，而美国的商店每到星期日就要关门，但美国的店主更富裕。[15]他总结了每七天休息一天的重要性。在中国，只要是百人以上的聚会，必然伴随着噪音——“最多者为咳嗽声，为欠伸声，次为嚏声，次为拭鼻涕声”——然而在美国的剧院里或者音乐会上，观众们都很安静。中国人讲话声音很大，经常打断对方，然而美国人的讲话方式与周围的环境相适应，而且很少打断别人。梁启超的观察甚至包括西方人和中国人走路姿态的差异：
西人行路，身无不直者，头无不昂者。吾中国则一命而伛，再命而偻，三命而俯。相对之下，真自惭形秽。西人行路，脚步无不急者，一望而知为满市皆有业之民也，若不胜其繁忙者然。中国人则雅步雍容，鸣琚佩玉，真乃可厌……西人数人同行者如雁群，中国人数人同行者如散鸭。[16]
这些观察结论合在一起，就是对中国政治发展的一纸诉状。梁启超认为，中国的历史让中国人成为“族人，而不是公民”，怀着村落意识而不是民族意识——事实上“民族”这个词本身就是一项创新，1899年首次出现在汉语中——他们能够接受专制，却无法享受自由，缺乏设立自身民族目标的能力。这些根本的差异，被千年帝国史固守着，抑制了中国的政治发展和自卫能力。为了成为民族国家大家庭中受人尊敬的一员，中国首先自己要成为一个国族：正如法国政治理论家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在19世纪80年代所提出的，是一群通过“当下的共同意志——对于过去共同完成的伟业和未来继续完成更多伟业的愿望”联系在一起的个体。[17]20世纪初，报纸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竞相开办，幅员辽阔的中国各个省份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在这一时期，梁启超作为记者执笔撰文，在相当程度上推进了这一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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