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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一战前的世界_[英]查尔斯·埃默森【完结】(134)

  起初遭到清政府反对的北京到巴黎汽车赛,于1907年从北京启程。次年,距离外国军队从天津打到北京解放外国使馆区还不到10年,荷兰人亨利·博雷尔(Henri Borel)乘坐三个小时的火车走完了同一条路线。“我当然对中国的改革有所耳闻,”他写道,“但我未曾想到会乘坐一列最新式的豪华列车,以现代的方式来到帝国之都……我以前就是这样去尼斯和维也纳的。”[25]到达北京之后,博雷尔发现六国饭店(Grand Hôtel des Wagons Lits)聘用的经理即使到了蒙特卡洛或者奥斯坦德也不会显得格格不入,卧室里配有全套的现代化设备:“我到北京来,是为了这个吗?我不禁苦笑。北京已经这么先进了?我原本期待来到中国的神秘之都,结果却发现自己下榻的是一家巴黎饭店。”[26]

  无论博雷尔的经历如何,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些年来,真正即将成为大都市的中国城市,并不是北京,而是上海。几乎未被义和团运动波及,年复一年地蒸蒸日上,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中国商业之都,并没有受到清朝的拖累,是上海象征着中国现代化的可能性——外国人依然在这一幕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上海引领什么潮流,中国的其他地区就必然要跟上。

  和北京不同,那里城墙上的每一块砖上都刻着古老的传统与儒家的秩序精神,而人们普遍认为上海是一座变化的城市,随时准备采用新的技术创新,或者吸纳新的舞蹈形式。上海的第一家电话公司成立于1881年,从1883年开始,主要街道就亮起了电灯,1896年放映了第一部电影,1902年出现了第一辆汽车(和日本首都东京大约是同一时间,而日本要比中国先进得多)。[27]上海的印刷所生产印刷的书籍、报纸和政治小册子比其他任何一座中国城市都要多——1913年的上海有73家中文报纸和25家外文报纸,相比之下北京的中外文报纸总共只有52家。[28]因为上海的文艺生活——抑或是夜生活——非常丰富,因此得到了“东方巴黎”的称号。中国其他地区的大烟馆都被关闭了,而上海公共租界的那些大烟馆不归清政府管辖,一直开到了1910年(在那之后,上海的鸦片店又继续开了7年)。

  相比于数百年底蕴的古都北京,上海更像一个暴发户,是通商口岸制度的产物——实际上是其典型代表。其他很多通商口岸的经济依然落后,派驻当地的外国列强领事代表有时甚至是城里仅有的外国人,而上海和它们不一样,它作为中国对外贸易城市,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844年,结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就有44艘外国船只入港。1855年的入港船只数量是当年的10倍。[29]1908年,插图丰富的《20世纪香港、上海和中国其他通商口岸印象》(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记录了上海港永无休止的繁忙景象:

  从吴淞口到上海大约有13英里,江面上船来船往……补给船、驳船、中国帆船、舢板,不论潮起潮落,永远往来不断。看中国人驾驶那些看上去很笨重又装了很多东西的船只的技巧,是颇有趣味的一件事……离上海的靠岸地点还很远时,江岸上就开始呈现出繁忙的一面,一座座棉纺厂、缫丝厂、船坞、码头、货栈(仓库),让人应接不暇。[30]

  到1913年为止,上海收取的关税占到了中国通商口岸的将近1/3。[31]中国各地都在兴建工厂,这些工厂大多是由上海的银行出资,股份也在上海的股票市场交易。上海的一名中国评论员指出,在上海,“人们只关心金银的价值,却不懂雅俗的来由”。[32]北京的外国侨民也会发出类似的讽刺,他们瞧不起上海外侨,认为那是一群没有教养的外国人,亲力亲为做生意,而身在北京的他们自己则沉湎于中国文明的永恒之中。[33]

  北京的中心是城墙和城壕所包围的紫禁城,而上海最著名的地点在外滩,位于宽阔的黄浦江一侧,面朝世界。外滩(the Bund)这个词来源于印地语单词band,是堤岸的意思。上海主要的酒店、银行,上海西方男士的社交俱乐部,都坐落在外滩。[34]这里也是海关大楼的所在地,英国人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爵士长期担任中国皇家海关总税务司,海关大楼奇特的设计也反映出了他的国籍:这是一座都铎风格的建筑,顶部是一座四面钟楼,会敲响威斯敏斯特钟声。(赫德于1911年去世,几年后,外滩树立起一座纪念他的雕塑。)外滩的很多建筑都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兴建起来的。中国通商银行大楼于1897年建成。以英国人为主的上海总会(Shanghai Club)——“租界的商业和社交生活中心”——不久前刚刚扩建完毕。[35]新楼在建时,好在有德国总会(Concordia Club)为他们提供一个临时的活动场所,德国总会是1904年由年轻的普鲁士阿达尔贝特王子(Prince Adalbert of Prussia)为之奠基的。

  在上海,世界主义已成惯例。当时一份传教士报告所描绘的南京路,展现出来的国际多样性甚至远胜于伦敦的街道:

  走在路上的有身材高大、留着胡子的俄国人,肥胖的德国人,或许还会撞到小个子的日本军官,他的神态完全说明了他自认为是征服者民族的一员……脑满肠肥的中国人坐着西方的马车,瘦骨嶙峋的美国人坐着东方的人力车……上海的人行道太窄了,一个法国人想要脱帽致敬,却把帽子招呼在了一个仪表堂堂、穿着黄色丝绸外套的印度人脸上;喉音颇重的德语和伦敦腔的俚语此起彼伏……[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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