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2年里，一条新的自治法案在国会上几经波折，虽然在上议院被投票否决，却在下议院再次通过。保守党领袖安德鲁·博纳·劳，在贝尔法斯特城外的一场复活节教堂礼拜上，被新教的阿尔斯特地区显而易见的团结深深地震撼了，他对自治的谴责也越来越严厉。7月，他将自由党政府称为“革命委员会”，宣布“我想象不出，对于阿尔斯特能够进行的反抗，有什么是我不应该准备支持的”，其中包括武力，还补充说他觉得“绝大多数英国人民”也会支持这种观点。[14]这一席话说得很硬。英国反对党领袖实际上是对英国合法当局的决策提出了质疑。9月，卡尔森组织了阿尔斯特庄严同盟及盟约（Ulster’s Solemn League and Covenant）签名活动。他将建立都柏林议会的方案形容为一场阴谋，并向签名者保证，假如真的组建了这样一个议会，必将拒绝承认。鲁德亚德·吉卜林写下了一首颇具煽动性的诗支持阿尔斯特，警告人们黑暗力量正在释放，预示会有流血事件发生：
黑暗的危急时刻降临
眼看着我们被出卖给
我们曾经反抗的
所有的邪恶力量。
英格兰的所作所为
释放出叛乱、劫掠、仇恨、
压迫、罪恶和贪婪
来支配我们的命运
……
我们祖先洒下的鲜血，
我们的爱，我们的艰难困苦，
被当作我们的罪过
不过是勒紧了我们的枷锁。
在帝国的眼前，
叛徒为自己索价。
还需要更多的谎言吗？
我们是牺牲品啊。
我们知道，战争酝酿在
所有和平的家园，
我们知道，地狱是为了迎接
不信仰天主教的人
恐怖、威胁、畏惧
弥漫在集市、家庭和旷野
我们知道，归根结底，
如果屈服就将毁灭。[15]
但尽管如此，自治法案还是缓慢前行，走进了1913年。“世界变化得很慢，然而毕竟还是在变化。”那年1月，支持自治的《每日纪事报》（Daily Chronicle）发表社论称。[16]“毫无疑问，不出一两天，上议院的发言人就会告诉我们，帝国受到了不可弥补的伤害。”该报继续写道，它预期上议院反对该法案。然而按照1911年通过的国会法案的规定，上议院的反对阻止不了自治法案最终生效：“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自治法案将在国会法案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拖延，并且将于1914年成为法律。”
所以说1913年的局势就是这样的三方僵局。统一运动打算动用武力，抵抗他们所认为的都柏林议会的劫掠。四面楚歌的英国政府在下议院没有获得多数，正致力于组建都柏林议会。而民族主义运动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去支持阿尔斯特脱离自治的运作。各方均认识到了这个僵局的成因，但谁也没有办法，或者可能是没有意愿去打破僵局。英国和爱尔兰血腥的联盟就这样开始滑向血腥的分离，不排除发生内战。有些人认为很有可能发生。
*** ***
伦敦人至少还可以自我安慰，如果关于自治的争论上升到暴力，最有可能发生在都柏林、贝尔法斯特和伦敦德里街头，而不是伦敦金融城、伦敦东区或者莱斯特广场（Leicester Square）附近。伦敦即使受到影响，也是间接的影响。
至于劳工的战斗精神，情况就不一样了。在1913年之前的那些年里，劳资纠纷一浪高过一浪，席卷了全国各地的矿井、铁路和码头。尽管工党在国会上——再加上工人阶级的选区选出来的自由党和保守党国会议员——在工人阶级市镇的街道上、在工厂里代表着工人的利益，然而行使权力、发挥作用的，往往是更加激进的工会。伦敦，尤其是伦敦的码头，在任何一次全国性的劳资纠纷中，都必然要成为主战场。而伦敦还依赖英国其他地区的燃料，依赖国家的交通运输网络进行食物供应，在任何一个主要的经济战略领域，都无法指望不受延长罢工所带来的物质后果的影响。
工会战斗精神的表达方式也助长了这种恐惧。1911年，在一次波及伦敦港的交通罢工期间，有一份宣言被送交政府部门，里面写着：
你们明白，交通工人掌握着国家工业地位的命脉，我们也掌握着食物供应。如果船主和码头公司仍然执意与全国的码头工人作对，那么我们将会进入一种战争状态……饥饿和贫困把码头工人和船舶工人逼到采取当前的对策，你们无论是出动警察、军队、骑警，还是谋杀，都别想避免灾难降临在这个国家……[17]
那年夏天，时任内政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召集军队，前往东伦敦和国内其他一些城市街头。丘吉尔之前虽然对工会表示同情，但如今却将“秩序”奉为当下的行为准则。这次事件之后，他在国会上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坚决主张：
我确定下议院会明白，大港口实际关闭，再加上铁路业务瘫痪，这对广大人民所造成的巨大压力，是外敌封锁无论如何都难以实现的。[18]
英国工会主义者汤姆·曼（Tom Mann）在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大罢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又在澳大利亚为工会摇旗呐喊。1912年，他因写了一篇劝士兵不要朝罢工者开枪的文章而被判入狱，理由是煽动兵变。同年，他颇具煽动力的同僚本·蒂利特（Ben Tillett）带领码头工人唱起了一首激进歌曲，将矛头对准了伦敦港务局主席：“他该死，他该死。”[19]蒂利特将下议院称为“富人的杜马”，引申自革命之后的俄国议会，这似乎证实了他要采取议会外手段实现政治目标。他虽然是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的创始成员，如今却加入了更加偏左的英国社会党（British Socialist Party）。1913年，国会通过了《工会法》，允许工会向政党捐款——之前是被法院判为禁止的——以期劳工的战斗精神就此化为工党在议会上更加实际的目标。但伦敦人的日子依然过得提心吊胆——说不定什么时候下一场罢工、下一次产业停顿又会到来，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也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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