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伦敦金融城的财富既流向全世界，也来自全世界，因而控制了全球金融。在这个和平来之不易的世界上，有伦敦作为世界一大集成之地，英国也可以与所有国家为友，与世无争。
巴黎
永恒的，世界的
早在1913年，在英吉利海峡建设一条隧道、用钢筋把英法两国联结在一起的方案就已提交讨论。然而在这样一条隧道建成之前，从伦敦到巴黎的旅行者，即便是总统，也面临着在巨浪滔滔的大海上航行的风险，不论是从纽黑文（Newhaven）到迪耶普（Dieppe），从伦敦到布洛涅（Boulogne），还是从多佛到加莱。走最后这条路线，只需六七个小时就能从世界之都伦敦到达巴黎，一个渴望变得更宏伟也更朦胧的城市：20世纪之都，正如其在19世纪的地位一般。
纵观法国北部，从伦敦出发的火车深入皮卡第（Picardy）腹地，在亚眠（Amiens）穿过索姆河（Somme）。游客到了这里，如果时间不太紧的话，可以停下来瞻仰这座城市13世纪的大教堂，它是哥特风格在欧洲最完美的典范之一。教堂的彩色玻璃颇负盛名，是欧洲古老的基督教遗产的象征。美国作家西奥多·德莱塞前往巴黎途中曾经在此驻足。他付给导游两法郎，登上了教堂屋顶，他俯视着圣人雕像上的点点烛光，看到的是一种“对人类至高无上地位的华丽肯定、人类理想的力量、人类想象力的丰富广阔”。[1]
1913年夏初7月，法国大奖赛（French Grand Prix）即将在这座城市周围举办，人们对驾驶着法国制造的标致EX3的法国车手乔治·布瓦洛（Georges Boillot）寄予厚望，游人在这里也可以感受到比赛带来的些许刺激。如果天色已晚，不妨在亚眠的法英大酒店（Hôtel de France et de l’Angleterre）度过一个安静的夜晚。这家酒店让人回想起英法两国作为世仇的遥远时代，其间的1431年，圣女贞德在鲁昂（Rouen）被处以火刑，她的一座雕像屹立在亚眠大教堂。天主教徒贞德拯救法国国王、抵御外敌入侵的故事，依然回荡在1913年的法国人心中。不论是保皇派天主教徒，还是法兰西共和派，都会把她当成反抗外敌的标志性人物，团结在她的周围。前一年，普恩加莱和其他共和派民族主义者，这些不希望回到天主教徒国王时代的人，提议设立一个纪念她的全国性节日。但从贞德的时代往后，法国民族主义反抗的对象发生了变化。说到底，在人们记忆中的1870年，攻占亚眠的并不是背信弃义的英格兰军队，简而言之，是德国人。
普恩加莱总结道，对于很多法国人来说，在1913年，想要忘记这些事实并不容易。40多年前，普恩加莱在法国东部洛林的家园就曾遭受普鲁士军队的践踏。一开始他的家人就逃离了德国人，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南部一家又一家旅馆辗转了好几个星期，而加莱到法国首都的火车如今正穿行在这片田野和果园间。后来他的家人回到巴勒迪克（Bar-le-Duc），发现自己家被德国人侵占了。年少的普恩加莱后来写道：“讨厌的士兵待在房子里，有一个人在我们的餐具柜上画了个骷髅图，还有个人像哥萨克人一样，往我们的炖肉上吐口水。”[2]到了1871年，崭新的德意志帝国在古老的法国王宫凡尔赛宫宣布成立，法国的阿尔萨斯省和洛林省并入德意志帝国，这一切让法国备感屈辱。
法国失去了土地和人口，民怨沸腾。普恩加莱本身就是洛林留在法国那一部分的参议员。在巴黎的协和广场（Place de la Concorde），代表现已属于德意志帝国的城市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一座雕像，经常被蒙上黑布。在法国报纸上，这两个“失去的省份”被描写成一个幼小的孤女，作为德国军国主义恶棍魔爪下的法国贞洁烈女的典范。[3] ［在德国，这两个省自然被刻画成日耳曼母亲（Mutter Germania）的女儿。］[4]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丧失，时时刻刻都在羞辱着国家的荣誉，深深地烙印在法国民族主义者的意识中。更极端的煽动性民族主义者主张“复仇”（la revanche）。但对包括普恩加莱在内的大多数人来说，那样做太过火了：复仇的确大快人心，失去的省份当然也应该回归法国，但为了这样的目的而战，既无可能，也不合意。据称法国作家雷米·德·古尔蒙（Remy de Gourmont）曾有言道，这两个省份既不值他需要用来写作的右手小指，也不值他需要用来弹雪茄烟灰的左手小指。[5]更重要的是，尽管法国民族主义报刊经常怀念阿尔萨斯和洛林，但尚不清楚当地的人民究竟愿不愿意为法国的复仇而战：1913年年初，法国阿尔萨斯人领袖亨利·凯斯勒（Henri Kessler）写信给一家法国报纸，说他那里的人民比起加剧法德之间的紧张关系，更愿意作为德国的一部分寻求自治。[6] ［几个月后，德国军队在扎本（Zabern，又名萨维尔纳，Saverne）事件中的所作所为或许又会让他产生别样的感受。[7]］
法国民族主义作家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1905年受到普恩加莱亲自推荐，成为颇负盛名的法兰西学术院院士，他把祖国法国阴暗的右翼信仰总结为“土地与死亡”（la terre et les morts）。[8]在法国北部，这些话语经过亚眠传向巴黎，也许会让普恩加莱回想起过去的一次次败北——或许还让他预见到了未来。几个月前，德国扩军，因此法国政府也出台了一项法律，把兵役年限从两年延长至三年，此举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法国的社会主义者，或许还有大部分法国民众，都反对这些措施，认为这样做对于法国的领土防卫目标无益，是受到了更好战的俄国人利益过多的影响，而俄国人只是希望法国军队将来能够与德国交战，他们还花钱请一些法国民族主义报刊登载他们的论证。5月，社会主义领袖让·饶勒斯带领15万名法国抗议者聚集在培圣吉外（Pré-Saint-Gervais），发表演讲称政府并没有追求更积极的和平政策，而在此之前已有75万人联名请愿。在伯尔尼举行的一场和会上，有190名法国代表和参议员出席，共同出席的还有34名德意志帝国议会（Reichstag）议员。但是对于普恩加莱这样的人来说，这一切只是顺带一提：法国只有保持警觉，准备充分，才能避免历史重演。他的政策就是和平政策，只不过是通过力量来实行的和平政策。那年夏天晚些时候，普恩加莱最终还是成功地经由议会推出了三年兵役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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