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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一战前的世界_[英]查尔斯·埃默森【完结】(17)

  法国社会主义领袖让·饶勒斯摆出标志性的姿势,反对兵役从两年延长至三年。

  从很多方面来说,爱国的法国人在思索1913年法国的处境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感到满足。首先,这个国家也许比近代历史中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1870年,法国屈服于普鲁士的淫威之下,最终法律与秩序的军队与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部队在巴黎的街巷展开了一场内战,而现在的法国比那时候还要团结。现在的法国也同样比世纪伊始之际更加团结。彼时,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引发了群情激奋,亲朋好友反目成仇。1895年,军事法庭宣判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上尉(Captain Alfred Dreyfus)为德国犯下间谍罪。对于军方是否有所隐瞒,害他蒙冤入狱,以及他究竟是不是法兰西共和国心脏的犹太人叛徒的证据,法国在这些问题上内讧不断。

  在一些人看来,德雷福斯的宗教背景早已注定了他的罪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一问题更多的是国家性问题。如果军方说德雷福斯有罪,那么他一定有罪:要是反对,就是在怀疑军队的荣誉。然而在德雷福斯的支持者们看来,整个案件就是一桩骇人听闻的冤案,打着爱国的旗号,本质却是反犹的偏见。因此这是为公正原则而战,为法兰西共和国的精神而战。德雷福斯的支持者们在这次战斗中取得了胜利,军事法庭初审之后过了11年,德雷福斯最终得以平反。但到了1913年,德雷福斯早已退伍,以他为名的这次事件也已经是陈年旧闻。反犹主义依然凶残,却淹没在了更具普遍性的法国民族主义运动中。

  法国作为一个国家来说,有很多上溯至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旧伤,纵使没有痊愈,也进行了消毒处理。虽然经过了1905年的政教分离,但天主教徒此时普遍把法兰西共和国作为民族的表达方式。1909年,圣女贞德接受赐福时,共和派和天主教徒都把她当作永恒的法兰西的象征,团结在她的周围。在罗马,教皇庇护十世(Pius X)在赐福礼上还特意亲吻了法国的三色旗。[9]在巴黎,法国民族主义领袖保罗·德鲁莱德(Paul Déroulède)用几十年前还难以想象的话语向圣女贞德致敬:“我一直是基督教爱国者,也将永远是天主教共和派。”[10]好一个天主教共和派!在19世纪70年代,不论是奥尔良派还是正统派的保皇党所支持的王朝复辟,都是很有可能实现的。到了1913年,还有一些人浪漫地怀恋着保皇主义,但他们已经处在政治力量的边缘地带。法国锻造出了一个新的共同点,核心在于对法兰西祖国的热爱,如今的法兰西共和国作为其政治形态也得到了认可。普恩加莱本人所推行的正是这种全国性的集结。越来越多的人在方方面面接受了法国政府的形态。当前的政治也是围绕着更世俗的问题,例如选举改革和税收。

  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法国仍旧是大国,是一等强国。法国海军是世界上最庞大的一支;法国的陆军盖世无敌,尽管保持与德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难。法国积聚起了世界第二大帝国,从印度支那到圭亚那,触及地球上的每一个大洲,甚至包括大洋洲。这个帝国仍然在扩张,尤其是在北非。与拥有印度和澳大利亚的英国不同,法国本身并没有一块大陆或者次大陆,但它有阿尔及利亚,虽然人口还不算多,但离祖国很近。这个帝国是很多人骄傲的缘由,也是一部分人财富的源泉。它也渐渐成了重要的兵源之所在。1913年7月的巴士底日(Bastille Day),在隆尚(Longchamp)赛马场举行的阅兵式上,普恩加莱将国旗授予了来自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塞内加尔、印度支那、马达加斯加、乍得和加蓬的25个殖民地军团。[11]法国在全世界的投资仅次于英国,位居第二。特别是在俄国,法国投资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伦敦是无可争议的全球金本位结算所,然而法国也对拉丁货币同盟(Latin Monetary Union)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该组织以巴黎为主导,让欧洲多个国家的货币可以互相流通。

  法国工业的规模或许远远比不上德国和英国,但技术先进,是电影业[卢米埃尔兄弟(the Lumière brothers)和百代电影公司(Pathé)]和欧洲汽车工业(米其林、雷诺、标致)的领头羊。德国或许能造出笨重的齐柏林飞艇(Zeppelin),被法国杂志描述为既难看又危险,但法国人是制造飞机的专家,他们的飞机造型更美观,操纵更灵活,速度也更快。早在1909年,法国人已经首次飞越英吉利海峡,1911年又首次飞行至罗马,经过梵蒂冈上空时,连教皇也惊奇不已。1913年,又是法国人首次飞越地中海,法国人首次将飞机降落在圣地(Holy Land),法国飞行员飞出了人类历史上最高的高度,法国人首次表演了飞机翻筋斗(在根特世博会上又为热心观众们表演了一次)。和法国飞行员一样,巴黎综合理工学院(École Polytéchnique)和巴黎中央理工学院(École Centrale)培养出来的法国工程师也富有冒险精神,天赋异禀,这些都是他们的德国同行梦寐以求的品质。只有巴黎中央理工学院毕业生古斯塔夫·埃菲尔(Gustave Eiffel)这样的法国人,才能设计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座巴黎铁塔。(1913年,与时俱进的埃菲尔正在潜心研究空气动力学。)

  抛开国力和影响力这些实际的考量,更值得一提的是,法国依旧是一个文明大国。商业领域或许不算,但社交和外交领域的通用语是法语,不是英语。法式烹调被视作优雅的标准,法国厨师是烹饪艺术最有资格的代言人。法国的时尚潮流引领世界。法国的大学或许不如牛津和剑桥那样知名,在国内的地位也不如德国的大学,却吸纳了很多伟大的哲学家。其中最著名的是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他倡导直觉主义,主张生命冲动(l’élan vital)。法国还培养出了很多伟大的数学家,其中包括雷蒙·普恩加莱的堂兄亨利。在过去的12年里,法国科学家、作家和人道主义者获得了至少15个诺贝尔奖,和德国的17个相差不大,远大于英国的6个,美国的3个就更不必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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