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贝蒂荣的分析，人们仿佛看到法国在梦游的状态下走向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毁灭。如果没有了愿意为国而战的人民，法国的成就又有何价值？普恩加莱等人认为法国可能会与德国一决高下，甚至是非常有可能，而果真如此的话，法国要拿什么去扳倒德国？或许是信仰？举国团结一心？还是年轻人的爱国精神？
1913年，两名天主教知识分子亨利·马西斯（Henri Massis）和阿尔弗雷德·德·塔尔德（Alfred de Tarde）用笔名阿加顿（Agathon）发表了《昨日的青年》（Les jeunes gens d’aujourd’hui）。他们激烈地反驳了将人口统计学视为天命的观念。他们描写了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后20年，即1890年前后出生的一代人，也就是他们这一代。他们称这一代人与悲观主义、半吊子的父辈们截然不同。相比之下，这年轻一代所受的启发来自行动和牺牲的理想、体育文化和旅行探险，这是天主教信仰的再发现，它取代了上一代人盛行于世纪之初的放荡主义。年轻一代在知识分子界的核心人物是莫里斯·巴雷斯和提出“生命冲动”的哲学家亨利·柏格森。年轻一代的倡导者是保罗·克罗岱尔（Paul Claudel）和天主教徒、德雷福斯支持者、民族主义者夏尔·佩吉（Charles Péguy）。“世界主义”的索邦大学曾经有很多饶勒斯的追随者，而现在民族主义者的人数更多。
马西斯和德·塔尔德解释说，这一代人宁愿到殖民地从军也不愿留在国内享福。他们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的应届毕业生克利普费尔（Klipfell），他报名参军，在摩洛哥服役；另一个是伟大的法国民族主义理论家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的外孙欧内斯特·普西卡里（Ernest Pischari），他想要到非洲灌木丛中服役。马西斯和德·塔尔德写道：“在爱国信仰和尚武精神的熏陶下，这些年轻人一旦得到机会，定能成就英雄事业。”[41]他们认为这一代人将会成为法国的救星。
柏林
强力之都
西奥多·德莱塞在他的欧洲之旅接近尾声的时候写道：“巴黎曾经风光过，也无疑会继续风光下去。”继而又说：“伦敦满足于走极端保守的路线。”[1]但柏林最辉煌的时期就在眼前。“那里有血性，有希望，还有喜怒无常、贪欲无度的瓦格纳气质。”德莱塞的这番评价恰逢瓦格纳的百年诞辰，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1913年有100多万游客来到柏林，他们所看到的是一座生气勃勃、活力四射的城市。这座城市包裹在德意志帝国的外表之下，内在却依旧是普鲁士的首都。它被认为是欧洲最现代化的城市，工业强市，科学之都，一座炫耀性的城市。游客们的感受丰富多样。一些人眼中的柏林是一座大都市，比其他任何一座城市都更具未来和都市气息，更加现代化，恰如其分地表现出德意志帝国所拥有的全球经济力量。而另外一些人看到的是一个暴发户的形象，大肆张扬着新兴的繁荣，却没有一点儿高雅品位，整个就是一座丑陋、野蛮的城市。在很多人心中，这两种想法是交织在一起的。
柏林的游客中超过1/3是俄国人，他们在这里大概比在祖国呼吸得更自由一些，或许是在柏林身上看到了一个迅速工业化的半民主国家所能取得的成就。[2]第二大游客群体是奥地利人，他们把柏林视为德语区范围内的竞争对手城市，紧张不安地打量着它。第三大游客群体是美国人，他们往往觉得柏林这座城市至少还是现代化的，让他们回想起自己的祖国。但他们不会久留于此。阿德龙大酒店（Hotel Adlon）的老板忧伤地表示：“他们只在这里住三天，之后就纷纷奔向各个温泉镇……他们在巴黎花的钱是最多的。”[3]
西奥多·德莱塞初到柏林时，正乘着马车，从玻璃和钢铁铸就的、华丽壮观的腓特烈大街（Friedrichstrasse）火车站，一路颠簸至绿树成荫的菩提树下大街（Unter den Linden），这也是柏林对香榭丽舍大街做出的浮夸回应，前面就是勃兰登堡门（Brandenburg Gate）：
这里的一切，毫不夸张地说，真的是一切，都和美国一样新，甚至更新，也就是德国式的新！这里的出租车司机是我见过的最高大魁梧、虎背熊腰、膀大腰圆、最有德国味（Deutschiest）的家伙。
法国画家夏尔·于阿尔（Charles Huard）也把同样的风景画成了一捆素描，后来又把这些素描编入一本讲柏林的书中。这本书尖酸刻薄，反映出了法国人对德国人普遍的刻板印象：骄傲自大、盛气凌人、缺乏魅力。一个来自柏林的熟人曾经向他保证，菩提树下大街比罗马的克尔索（Corso）大街更漂亮，比巴黎的那些大街和伦敦的皮卡迪利大街更贵气。而在他眼里，那“的确是一条很宽的林荫大道，但种的都是些普通的树，不受待见的栗树和干枯的菩提树；瘦骨嶙峋的马拉着难看的马车……我彻底幻灭了”。[4]在克兰茨勒（Kranzler）糕点铺门前的露台上，于阿尔看到“一个胖子贪婪地舔着勺子”，而人行道上“身材结实、健壮的人们来来往往，神色傲慢，拒人于千里之外”。
来自东方的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惊讶于柏林的火车站数量，不确定自己该在哪一站下车：“柏林的某某站到了，我们应该在这站下车，不对，还要再走一段，于是又到了柏林的某某某站，不对，还没到；最后到了柏林的腓特烈大街站，我们得赶紧挤出去，因为火车只停两分钟，之后又要开往柏林的某个站了。”[5]普罗科菲耶夫与母亲在凯宾斯基酒店用午餐，吃龙虾，喝香槟，重振精神。他觉得这座城市具有“令人难忘的日耳曼气质”，一条条宽阔、笔直的大街贯穿蒂尔加藤（Tiergarten）公园，这座城市中央公园曾经是霍亨索伦王朝历代国王的狩猎场。他还评论说柏林没有美女，至少都不如让他魂牵梦萦的圣彼得堡姑娘乌姆内卡亚（Umnenkaya）那样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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