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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一战前的世界_[英]查尔斯·埃默森【完结】(27)

  20世纪之初,柏林的各个行政区都遵循皇帝的指示,建造的市政厅塔楼一个比一个高,外观一个比一个华丽,对历史的参考让整座城市有了大杂烩的特征。在新克尔恩(Neukölln)的里克斯多夫(Rixdorf),德国北部的诸多建筑风格融入一座模仿13世纪的锡耶纳市政厅(Palazzo Pubblico of Siena)而建的塔楼中,而科佩尼克市政厅(Rathaus)就尝试了这种趋近德国北部的哥特式风格。

  数十年过去了,在柏林建起了很多使人想起哥特遗产的市政厅,以及历史英雄纪念碑,但即便如此,柏林这个欧洲首都中的后起之秀,却从未抛弃标新立异的作风。柏林城主要的传记作者之一、艺术评论家卡尔·谢弗勒(Karl Scheffler)有一句绝妙的形容,这座城市被下了“永远在变化,绝不会消停下来”(immerfort zu werden und niemals zu sein)这样一道判决。[30]1899年,身为柏林人的瓦尔特·拉特瑙也承认柏林是暴发户。的确,“柏林是城市中的暴发户,也是暴发户的城市”。[31]不过,这并没有什么丢脸的。他评论道:“德语中的暴发户指的是白手起家的人。”

  在某种意义上,柏林的发展速度决定了它只可能成为暴发户,为了跟上城市人口增长,飞快地建房盖楼。(事实上,1911年约有6万名柏林人住在地下室。)[32]很多游客认为柏林更像是美国而不是欧洲的城市。“相比之下,连芝加哥都显得古色古香,”马克·吐温在19世纪90年代写道,“柏林的大部分看上去像是上个星期才建好的,其余的部分也只能稍微看出一抹更加黯淡的色调,像是有6—8个月的样子。”[33]柏林身上的美国气息挥之不去。1910年,卡尔·谢弗勒进一步指出,柏林不只是像美国,而且还正在美国化,德国其他地区亦受其影响,对此他的态度至少是矛盾的。[34]

  土生土长的汉堡人谢弗勒写道,事实上大多数德国人对于柏林完全没有家的感觉。柏林不是他们的城市,这种感觉与巴伐利亚人对于慕尼黑,或者莱茵兰(Rhineland)人对于科隆的感觉不同。慕尼黑和科隆都曾经是地方的政治活动中心,本身就是重要的城市,而当时的柏林还只是一个名声好一点儿的村庄。有1/5的英格兰人生活在伦敦,1/8的法国人生活在巴黎,而只有1/20的德国人生活在柏林,这些人大多来自德国东部,也就是普鲁士,而不是西部。因此对于国家整体来说,柏林并不算是自然形成的首都,而是由一批批外来者组成的殖民首都。它处在偏远的易北河东部,居住在那里的是一群“冷漠无情的拓荒者”。

  最糟糕的是柏林文化生活的矫揉造作,这一点也遭到了谢弗勒的批判:“也只有柏林人可以对歌德不甚了解,却对上一个季度流行的诗人了如指掌。”由于缺乏艺术底蕴,又没有足够的创造力来打造属于自己的风格,柏林只好用其他的风格东拼西凑,却只是囫囵吞枣,良莠不分。谢弗勒很欣赏现代主义高雅大方的简洁性,以及哥特风格的中世纪优雅。他建议《贝德克尔旅行指南》把彼得·贝伦斯最近为AEG公司设计的透平机制造车间收录进去。[35]但他认为柏林的新建筑大多不怎么样。这些建筑透露出的品位很成问题,无论是建筑风格还是建筑理念都很混乱,是借过来的而不是造出来的。因此柏林的建筑师们在德国的其他地方投下了一片粗陋的阴影——“世界城市的阴影”。

  但这片阴影却有一个极其特别的形式——它和皇帝本人的形象基本一致。谢弗勒写道:“皇帝和现代的柏林人一样,都怀有一种紧张不安的需求,想要做出一番事业,富有进取精神,奉行乐观主义和物质主义,拥有同样的本能、同样的表现欲、同样变化无常的爱好。”更重要的是“他在建筑艺术最衰败的时候产生了大兴土木的欲望”。正如同皇帝有意干涉国家美术馆的购置策略,他还打算运用自己身为皇帝的特权来否决不合心意的柏林建筑方案,为他认可的工程助推。“但凡是成功的画家、建筑师、工程师和造船师,几乎无不蒙受皇帝提出的很多专业意见之恩。”一名英国的宫廷观察者委婉地评论道。[36]柏林就这样带着其统治者的缺点建设了起来。

  威廉二世总觉得自己是一个饱经世故的人。他喜欢旅行。他积极跟上最新的科技发展步伐,并就此发表自己的见解。虽然他试图表现得自信满满,却很容易陷入一阵阵消沉沮丧和自我怀疑的情绪中,这也是他那个时代典型德国人的特征。在宫廷生活中,他既可以墨守成规让人敢怒不敢言,又可以是万民拥戴的一缕清风,和诸如犹太船王阿尔贝特·巴林(Albert Ballin)这样的人交好,而皇帝的上一代对于这类人是不屑一顾的。但他还有另一个爱好:制定规矩。

  1913年注定属于皇帝。他29岁时继承父亲腓特烈三世的帝位,成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如今25年过去了。而现在距离普鲁士军队在莱比锡打败拿破仑军队,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世纪。威廉皇帝无论走到哪里,都想要成为关注的焦点,在他看来,这样的巧合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机会。这两个周年纪念合并成了一场长达一年之久的庆典:为他本人,为德国,也为以他为首的霍亨索伦王朝。这一切都反映出了皇帝对于国家政治应该如何运行所持有的极端保守的观念:德意志民族要听从皇帝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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