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和平人士，他的荣耀堪称伟大，而且还将变得更加伟大，他作为和平英雄青史留名的愿望也必将实现。未来历史学家所处的位置，会让他们对我们所经历的这个伟大、不安的时代一览无余……这些历史学家会把他称为这个变化过程中令人肃然起敬的力量，会赋予他“伟大的斡旋者”之名。[44]
[1] 摩洛神，《圣经》中以儿童为祭品的火神，比喻需要做出重大牺牲的人物或事业。——译者注
罗马
教皇的飞机
说到1913年欧洲蒸蒸日上的大国，欧洲人大多会把目光投向柏林。意大利则更像是一个休闲娱乐的国度，富人和艺术家的游乐园。他们和意大利的没落贵族混在一起，租一座破烂的宫殿，租金还抵不上格鲁内瓦尔德的一栋小房子，或者置身于欧洲的体面人士之中，在威尼斯愉快地度过一个月。人们对意大利的印象是美丽而又贫穷，这两点具有同等的吸引力，而且也是南欧对北欧富裕与活力的反衬。
在傲慢的北欧人的想象里，意大利是一个富有艺术美的国家，一座活生生的博物馆。对于这样的旅行者来说，佛罗伦萨是一定要去的目的地，至少和罗马是同一个级别的。佛罗伦萨毕竟是但丁·阿利吉耶里（Dante Alighieri）的诞生地，美第奇小圣堂（Medici chapel）的所在地，是文艺复兴之城。意大利是自然与人类之美的陈列柜，在这片土地上，歌剧仅仅是对生活的一种自然表达——当代最著名、最受欢迎的歌剧作曲家都是意大利人。“我完全相信意大利会让来访者得到真正的净化和升华，”在E. M. 福斯特的小说《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Where Angels Fear to Tread）中，菲利普·赫里顿（Philip Herriton）说，“意大利是世界的学校和游乐园。”[1]这种笼统的表述在痴迷于意大利的北欧人身上表现得很典型，正如100多年前的歌德一样。菲利波·马里内蒂等意大利未来主义者有意识地反对这些看法。马里内蒂于1909年写道：“我们在意大利发表这份兼具破坏性与煽动性的暴力宣言，是因为我们想要把意大利从腐败的教授、考古学家、导游和古董商人手中解救出来。”[2]
外国人把意大利的艺术和建筑描述得无比美妙，却很容易忽略这个国家在当代的影响力。在列强林立的欧洲大陆上，意大利王国当然要排在德国、法国、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之后，然而它却还是在那些国家之间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位置。诚然，意大利直到1861年才由萨伏依王朝（House of Savoy）统一，而整个意大利民族也尚未完全融合。一些那不勒斯人和西西里人或许更忠诚于他们的地方和教派，而不是意大利王国，后者在他们眼里基本上相当于北方的皮埃蒙特王国（Kingdom of Piedmont）的扩充，而米兰人也看不起他们的南方同胞，认为他们和自己曾经渴望统治的北非人民一样原始古老、尚未开化。“北方与南方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一位社会主义评论家写道，“而处境悲惨的那个民族漂洋过海”，源源不断地，或者季节性地移民美国或阿根廷。[3]意大利的工业，譬如都灵的菲亚特汽车公司（Fabbrica Italiana Automobili di Torino）和倍耐力（Pirelli），事实上也的确集中在北方。这个国家北方以外的大部分地区依然是农民的耕地，很多农民都不识字。福斯特笔下的一个人物写道：“这种地方似乎不可能走出中世纪。”[4]
然而，意大利也正在转变为一个现代的欧洲民族帝国。对于1913年的选举，最近提出的选举法将选民范围扩大至800多万意大利人，这个数字比之前翻了一番还多（和法国一样，很久以后才赋予妇女选举权）。很多北欧人把意大利看作一个无足轻重、落后混乱的国家组织。对于这些北欧同胞，英国作家理查德·巴戈特（Richard Bagot）写道：
我总是怀疑，在那个国家旅行了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的同胞们，能否理解他们所见所闻的真正意义，哪怕是最表层？对于意大利在过去50年中的成就，他们心里究竟有没有一丁点儿概念？根据我经常听到的、来自他们的评价和非难，我猜他们对于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他们忘记了，如果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那么英格兰也不是；我们所生活的国家用了近千年的时间才发展至此，以适合这样一个民族的标准，去衡量另外一个建国只有50年的民族，完全是不公平的，而他们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5]
他暗示这些人或许觉得意大利作为一个国家，永远陈旧腐朽、积贫积弱才好，正如他们“为现代罗马人每天的破坏行径而发出愤愤不平的哀号”，或者一旦“有哪座古老的建筑为了满足像罗马这样迅速膨胀的大城市愈发紧迫的需要而被拆除”，就会给伦敦的《泰晤士报》写信。[6]
1913年1月，刚刚在殖民地打了一场仗的意大利万人部队回到罗马，举行了一次列队游行，他们所属的意大利陆军的规模已经接近于英国。意大利已经有了自己的第一艘“但丁·阿利吉耶里”号无畏舰，其所属的海军可以以各种方式在地中海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意大利在非洲拥有殖民地：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的厄立特里亚（Eritrea），在上一年一场与奥斯曼帝国的小规模战争中，意大利表面上看是胜利了，因此又从对方手中得到了利比亚。在这场战争中首次使用了飞机，主要用于侦查，但朱利奥·加沃蒂（Giulio Gavotti）中尉出动飞机向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投下了炸弹。[7]在亚历山大港长大、襁褓中由苏丹奶妈哺育的菲利波·马里内蒂歌颂战争中的暴力，认为它将意大利与“野蛮”非洲的活力重新结合，同时也肯定了意大利的现代冲力。[8]著名的意大利诗人乔瓦尼·帕斯科利（Giovanni Pascoli）认为，正如普法战争促使德国凝聚成一个单一的政治单元，在利比亚的战争也是意大利和意大利人重生之路上的一次严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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