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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一战前的世界_[英]查尔斯·埃默森【完结】(43)

  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大获全胜。例如很多圣彼得堡人讨厌新建的滴血救世主教堂(Church of the Saviour on Spilled Blood),这座教堂实际上是效仿莫斯科的圣瓦西里大教堂(St. Basil’s Cathedral)而建。1907年,尼古拉二世在36年前祖父亚历山大二世遭遇暗杀的地点主持了教堂落成仪式。教堂一个个金色的洋葱形圆顶刺穿了圣彼得堡平坦的天际线,提醒人们这里依然是俄国,而不是什么理想化的18世纪欧洲城市。它们与这座城市其他的部分毫不搭调,却完全符合尼古拉对俄国的憧憬。

  更重要的是,包括伯努瓦在内,没有人能够阻止圣彼得堡发展壮大——城市在扩张,需要新的住宅、新的办公楼,它正在从贵族宫殿之城逐渐转型为中产阶级之城,从政治城市转型为商业城市,从艺术城市转型为工业城市。到了1913年,圣彼得堡已经成为欧洲第四大城市,拥有200万人口,其中有20万工人。这年冬天,来自托博尔斯克的司铎德米特里·斯米尔诺夫在Nikolaevskaya火车站下车,来到了他33年未曾见过的地方,他发现自己所处的这座城市已经从一国之都转变为欧洲大都市。“我大吃一惊,”他写道,“嘈杂的声音和喧嚣的人流让我感到震耳欲聋。”[23]

  随着1913年滚滚向前,对罗曼诺夫王朝庆典活动的回忆也开始褪色。随着300周年庆典的金叶开始凋落,俄罗斯帝国也显露出了错综复杂的真面目,这也是摆在它面前的真正考验——以及形形色色的未来展望。

  事情在许多方面并没有那么糟糕:事实上现在的情况或许要好于前些年,并且在进一步好转。诚然,大多数俄国人还是比法国公民或者哈布斯堡王朝的子民更贫穷。但他们的绝对人数意味着整个俄罗斯帝国的国民产出量是奥匈帝国的两倍,已经超过了法国,增长速度也比这两个国家都要快。[24]在俄国的较大城市,欧洲商品的广告牌林立。这难道不是给即将到来的一个更大的消费市场的预付定金吗?整个1913年,伦敦的《泰晤士报》都在发行以俄国为主题的特别增刊,向外国投资者宣扬俄国的形象。它传达出来的对于俄国未来的经济展望,已经十分清楚了。

  1913年,俄国这个巨人并不仅仅活跃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爆炸式发展。1913年有望成为俄国农业的丰收年,农村的收入也在增加。30年来,俄国在世界工业中的占比一直在不断提高,如今更是在进一步加速增长。帝国的出口品——木材、金属、南高加索的粮食和石油——从波罗的海和黑海的港口涌向四面八方。流入俄国的外资占俄国银行资本的四成,外商在俄国工业,包括电车和火车、矿山、金属加工和发电厂的投资,也占到了四成。[25]在欧洲流行的说法是,世界政治是围绕着某几个世界性帝国而巩固的——没有人怀疑俄国是其中之一。如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所言:“俄罗斯帝国和蒙古的空间是如此巨大,二者在人口、小麦、棉花、燃料和金属方面的潜力不可估量,因此一个巨大的经济世界……会在那些地方发展起来。” [26]

  这一切当然也可能被战争妨碍。在圣彼得堡股票市场买进卖出的证券交易者也许会听到外面传来游行的声音,呼吁俄国加强对巴尔干地区的干涉。3月,保加利亚的拉德科·迪米特里耶夫(Radko Dimitriev)将军在圣彼得堡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他参加了滴血救世主教堂的礼拜仪式,人们为他高唱战意盎然的保加利亚国歌《流淌的马里查河》(Shumi Maritsa)。[27]但在俄罗斯帝国发展经济的同时,它与最大的政治对手德意志帝国的经济联系也变得更加紧密,俄国的进口总量有一半来自德国,出口总量的1/3流入德国。[28]这对于欧洲整体的政治稳定当然是一个积极的信号。科科夫佐夫伯爵在给沙皇的一份被大量报道的备忘录中写道:“俄国当前最需要的是外部的和平环境,目的是借此良机将生产力发展到必需的程度。”[29]

  倘若发生战争,俄国也越来越没有什么好怕的了,她的军队已经从1905年失败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改良了装备和制度。虽然欧洲各个大国的政府对于俄国在1913年的国力莫衷一是——按照一贯的风格,最刻薄的是俄国人自己——但所有这些国家都认为俄国的国力必将与日俱增。[30](至于这到底是欧洲的稳定因素,抚平了德国人的战意,还是不稳定因素,诱使俄国在巴尔干或近东地区得寸进尺,依然有待观望。)次年,德国宰相对他的私人秘书透露说:“未来属于俄国。”[31]

  首先,对于俄国走上革命道路,当前还看不出什么明显的迹象。圣彼得堡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工人罢工显然是人们担忧的一大原因,1913年的罢工次数成倍增加。但工人运动并不是俄国独有的现象,工人们的要求也并没有特别的政治性——他们和格拉斯哥、杜塞尔多夫和米兰的工人一样,要求的是提高工资和工作条件,减少老板的干涉,以及更安全的工作环境。种种迹象表明,事实上革命者对无产阶级的掌控有松动的趋势,如果说他们真的曾经将无产阶级一手掌控的话。圣彼得堡的金属加工工人将布尔什维克报纸《真理报》(Pravda)批为“工人群众虚构出来的领袖”,指责他们曲解了“工人们的某些判断和决定的含义,基于他们内部考虑,而他们所考虑的内容完全违背了工人们的利益和意愿”。[32]与此同时,更大力度的工厂监察也在改善工作环境。推出健康保险,承诺降低工业生活中的风险。俄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为工人和中产阶级的社会合作铺设了一条康庄大道。报纸传达出一种意气风发的共同文化。英国历史学家伯纳德·佩尔斯(Bernard Pares)几年前对俄国做出的这番评价,放在1913年依然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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