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数年间，由于巴尔干半岛的战争、法德两国在北非的僵持等等，乔治五世一直神经紧张，因此他的这番话相当于对共同利益做出了重要提示，同时也化解了性急之人的感情迸发。1913年，已经退休的德国将军弗里德里希·冯·伯恩哈迪（Friedrich von Bernhardi）所作的《德国与下一场战争》（Germany and the Next War）依然大受欢迎，书中给德国出主意，说走上强国之路最大的希望就是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开战。[25]仅仅几个星期前，威廉皇储（Crown Prince Wilhelm）发行了一本爱国书籍，序言中把当代社会诋毁成“太喜欢拿世界大同来自夸了”，还宣称“永远和平的可能性纯属白日做梦”。[26]他指出，战争是由于一个新兴大国遭到了不合情理的限制，自然也要把自己的动能释放出来，正如闪电是由于不同电荷的云层和地面之间的电压必然要释放出来。
上述观点蛊惑了一些人。泛日耳曼主义者的设想是，在德国和英国之间，或者进一步歪曲到种族的层面上，在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之间，能够来一场大清算。因此这类人自然会支持。但这些观点也并不算特别新鲜。欧洲对德国口头上逞军国主义之能已经习以为常，人们在传统观念中通常是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毕竟英国也有侵略主义者，俄国也有泛斯拉夫主义者，法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或许还是最强硬的。更重要的一点是，威廉皇储毕竟不是德皇，只是德皇一个叛逆的儿子。伯恩哈迪也只是一个退休的将军，并不在任。德皇本人是借皇室婚礼的契机回归到他擅长的角色上来，作为一个世故之人、和事佬，他宽宏大量地释放了两名英国国民——特伦奇（Trench）上尉和伯特兰·斯图尔特（Bertrand Stewart）。这两个人因假扮游客从事针对德国海上防御的间谍活动而被关押在克沃兹科（Glatz，波兰语Kłodzko）要塞。英国国王和俄国沙皇出现在德国皇帝家里，岂不证明了只要欧洲各个王朝之间依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不会有灾难降临在这个世界上？柏林大街小巷中欢呼的人群岂不证明了两国之间亲切友好的感情基调？
筹划安排强化了皇室间的和睦关系，任何政治上的分歧都显得黯然失色。乔治五世到达柏林勒尔特（Lehrter）火车站后，和德皇一起骑马来到皇宫，英王穿的是普鲁士龙骑卫队（Dragoon Guards）的制服，佩戴的绶带还表示他是普鲁士黑鹰骑士团（Order of the Black Eagle）的成员，而德皇穿着英国的制服，佩戴着英国嘉德勋章（Order of the Garter）宽大的蓝色缎带，戴着一顶铜头盔。车队进入皇宫时，鸣礼炮101响致意。第二天，沙皇也到了，仪式没有那么隆重，但加强了安保，有200名魁梧的俄国警探推搡着人群。根据记载，沙皇尼古拉二世此行并没有带上他的德国妻子，民众迎接他时的态度也比较冷淡。但德国皇室方面采取了补救措施，把俄国和德国的国旗铺在歌剧院屋顶。[27]一家英国报纸对于这一系列事件的报道有着这样一个大标题——“统治着世界1/3的宾客们”。[28]这个标题并不算太夸张。
这些头脑清醒、知识丰富、具有国际思维的欧洲人并不是犬儒主义者，但也没那么容易上当。他们仍旧可以相当冷静地从奥林匹斯山上打量1913年的世界。他们拥有无与伦比的文化、无可匹敌的优越地位，仅仅是家里的一小撮煽动分子、革命分子和军人作风的人在扰乱和平，而大步前进和发展保障了他们的未来。当然，到了某一时刻，事物的发展会由盛转衰。但不会是今天，也不会是明天。一切尘埃落定之时，会再次恢复到均衡状态，重新平静下来。奥林匹斯山依旧神圣不可侵犯，它面临的威胁并非微不足道，但也不是拿它没有办法。
太阳一如从前，每天清晨从乌拉尔山脉后方升起，照耀着欧洲，每天傍晚落入广阔的大西洋下。我们头顶的星辰依然钉在苍穹之上。我们的宇宙依然在平稳、沉默地继续着它的进程。
伦敦
世界城市
有一个小小的岛群与欧洲大陆西北沿岸隔海相望，在1913年，它的首都伦敦已经成了世界上有史以来人口最多的城市、空前庞大的帝国之都、全球秩序的支点、世界金融的核心。在这一年的几个月里，根特或许充当了展示世界的窗口，但用当时人的话说，伦敦是一场“永恒的世博会”。[1]古典派思想的前任印度总督寇松（Curzon）勋爵说伦敦“正在成为基督教确立之后的前三个世纪中的罗马，以及很久以后的拜占庭”。[2]伦敦既然位于作为天地中心的欧洲，那么称它为世界中心也是很合理的。
伦敦的人口有700多万，是纽约和巴黎的1.5倍，将近柏林的2倍。几十年前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对伦敦的描述依然符合现状，“人类最大的聚集地——世界最全面的概览”。[3]由于伦敦规模庞大，甚至连其中一些小型的民族社区都要比其他地方的整座城市还大，包括这些民族的祖国的城市。一本旅行指南上写道：“伦敦的爱尔兰人比都柏林还多，苏格兰人比阿伯丁还多，犹太人比巴勒斯坦还多，天主教徒比罗马还多。”[4]
但伦敦之所以在世界上取得如此的地位，居民数量只是一小部分原因。遥远的澳大利亚、加拿大、南非和新西兰都有英国的国民，对于他们来说，伦敦代表着盎格鲁—撒克逊帝国的秩序——对其中一些人来说，伦敦代表的是“家乡”。在白厅的走廊上和威斯敏斯特宫的议会厅里，在自由党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的主持下，制定了一个个政治决策，这些决策影响着亚洲、非洲以及离英国本土更近的爱尔兰无数人民的未来。英国外交部来来往往的欧洲大使都被典型的英国人爱德华·格雷爵士看在眼里，由此我们也能够认识到伦敦在维护世界和平上处于外交核心地位，它正在试图施加强硬手段解决巴尔干问题。白金汉宫的外部刚刚装修一新，居于其中的是国王兼皇帝，无论是新加坡的商人还是牛津街（Oxford Street）的店主，都对攥在手里的、他那深入人心的形象同样熟悉。在世界上最大的码头——伦敦码头，每天都有货物运过来，映衬着每一个伦敦人的财富与品位。锡兰肉桂、加拿大皮草、牙买加朗姆酒、印度茶叶……这些货物又会被运往世界各地，为他们赚钱。在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流言蜚语漫天飞舞，世界货币暗流涌动，关于远在南非或阿根廷的商业利益的传言，由于有某种特定的好处或者特定的保证，便会让全球市场物价上涨或者下跌，发财或破财只在几个小时之间。世界上那些较小的城市，比如莫斯科和里约热内卢，以及这些城市所在的国家，都要依靠伦敦来筹集财政资金。《经济学人》得意地称：“伦敦开出来的票据是一种国际货币形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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