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主们和他们的同盟者发出警告称，工会“擅耍花招，满嘴跑火车”，甚至还“实行专制”。[50]他们抱怨“工团主义思想的散播”，以及破坏性罢工行动的危险趋势，例如这年早些时候发生在布罗肯希尔（Broken Hill）矿山的僵局。[51]与此同时，工人们也感觉到了各种威胁的存在，努力维护着自身的既有权利。据一些人称，工党之所以支持男女同工同酬，仅仅是为了把女性排挤出工作场所、减少她们与男性的竞争而采取的策略。保持澳大利亚“白化”的欲望，不仅关乎文化独立性，还是为了防止澳大利亚工人被输入的亚洲廉价劳动力（印度人、中国人或日本人）把活抢走。这甚至可以发展到极为荒谬的地步。《阿尔戈斯》报道了西澳大利亚州激烈的工会投诉——在一艘驶向澳大利亚的轮船上，当时的英格兰船医病了，他们竟然聘用了一个斯里兰卡医生。[52]
然而，澳大利亚的工资预期不会永远涨下去：长期的增长要依靠一定规模的移民；专门劳动力的短缺需要得到补足。在政府看来，答案就是要鼓励来自英国的移民——1913年以前，前往加拿大和美国的英国移民要远远超出来到澳大利亚的——政府在辅助不列颠群岛移民计划上的开支增加了两倍。农场工人和家庭佣人的旅费预期将会大幅度下降，从侧面反映出这两种人是维多利亚州最短缺的劳动力。可是到头来这些计划带进来的新移民相对较少，自然也不足以改变州内既有的人口组成状况。和曼尼托巴省不同，那里土生土长的曼尼托巴人为数不多，而维多利亚州大部分人口都是当地出生的——并不仅仅指出生在澳大利亚，而是压根儿就出生在这个州。至于那些在澳大利亚以外出生的人，英国人或爱尔兰人占据着压倒性优势，远远超出了人口数量排在下一位的德国人，比例达到了25:1。墨尔本似乎还能在一段时期内保持它的大不列颠属性。
或者按照一些人更青睐的叫法，称之为盎格鲁—凯尔特属性。1913年来到墨尔本的最新一批移民中，有一位是这座城市新上任的天主教大主教丹尼尔·曼尼克斯（Daniel Mannix）。他自称爱尔兰人，由此几乎可以确定他对于爱尔兰自治——这个在当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困扰着英国国会的国内政治问题——所秉持的态度。“爱尔兰人民多年以来仿佛一直在沙漠中穿行。”在1913年3月为他举行的欢迎仪式上，他面向教堂会众发表了这番讲话。[53]如今，他们已经快要迎来那片乐土了。这些在墨尔本都是政治热点问题。当年早些时候，也就是1月末，在支持自治的联合爱尔兰联盟（United Irish League）的年度远足活动中，有1 000多名澳大利亚天主教徒乘船南下莫宁顿半岛（Mornington Peninsula）。就在第二天，奥兰治联盟也在阿斯彭代尔赛马场（Aspendale Racecourse）举行了一场野餐会。人们对他们说，“奥兰治联盟的成员是自由的看门狗”，使出浑身解数，要将阿尔斯特从自治的危险中解救出来。[54]
曼尼克斯并不打算当一个沉默寡言的大主教、调解人。他想要成为一名积极分子，代表在他看来是被蹂躏、被曲解的人民——维多利亚州的爱尔兰人。在墨尔本，爱尔兰人一般来说都要比英格兰或苏格兰出身的人更贫穷，往往被描述成嗜威士忌如命的酒鬼，缺乏教养，不可信任，于是他开始抨击墨尔本官方报纸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对爱尔兰人的敌意。戴着铁面具的丛林大盗奈德·凯利（Ned Kelly）在官方看来是一个冷血杀手，然而在其他人眼里却是一名追求经济公义的战士，维多利亚州人并没有忘记他是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他在1880年的一场枪战中身亡，25年后，墨尔本人民观赏到了一部关于他的传说和帮派的故事长片，这是澳大利亚也是全世界的第一部故事片。有爱尔兰罪犯，当然也有爱尔兰法官、爱尔兰政治家、爱尔兰首相。曼尼克斯试图使维多利亚州人回想起爱尔兰人的这些贡献，挑战那些对爱尔兰人的偏见。
他还想要成为一名坚定不移的宗教捍卫者，他的民族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天主教徒与新教徒的争论涵盖了异教通婚问题（最近在天主教会的压力下变得更加困难了），以及一直以来关于教会与国民教育之间的正确关系的争执，这一点与大不列颠世界中的其他地区一样——包括曼尼托巴在内，那里的天主教人口主要是讲法语的，因此又让别人对他们多了一层猜忌。[55]为此，曼尼克斯意欲将墨尔本占总人口1/5到1/4的天主教人口转变成一个强大的选民集团，最终他能够以告解为由，把这些人动员起来。在一些人看来，这种做法就像是帮派政治一样。世俗观念的澳大利亚人认为这是企图煽动宗教情绪，很不以为然。曼尼克斯指出，维多利亚州的天主教徒不仅在人们的印象里遭到轻视，警察和法庭也总是没完没了地找他们的麻烦。对此《阿尔戈斯》赤裸裸地警告说：“身居高位者发表不实之词是很危险的——对他们自己来说很危险。”[56]
在墨尔本，还有一群人几乎从未被人提起，那就是比英国人更早来到这里的澳大利亚原住民。人们偶尔会把他们当作澳大利亚文化的额外点缀，仿佛古玩一般。更多时候，他们是被人忽视的群体。在澳大利亚的人口统计资料中，原住民是与其余的人口分开另算的。《维多利亚州年鉴1913—1914》（Victorian Year Book 1913—1914）中提到，维多利亚州的原住民人口从1851年殖民地建立之初的5 000—15 000，减少到了1913年的区区643人。《年鉴》指出：“这个种族必将消失，虽然会有一个渐进的过程。”鉴于此，读者很容易得出结论，认为这既符合自然规律，又有好处，却罔顾这样一个事实，最开始正是这些白人通过疾病与斗争，为澳大利亚原住民人口的减少创造了条件。据澳大利亚史料记载，库克船长“发现”澳大利亚时，就已经有了原住民，后来他们或多或少地从历史记录中消失了。1910年的一本历史书《无限的澳大利亚》（Australia Unlimited）中提到，在“石头与钢铁”之间的较量，也就是落后的原住民社会与使用工业化金属制品的白人之间的斗争中，只可能有“一种结局”，而那场斗争早已结束了。[57]从法律上讲，当白人前来殖民的时候，澳大利亚还是无主之地（terra nullius）。在1913年的墨尔本，原住民的身影非常罕见，他们的声音更是从未被人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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