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9–10 英国和德国的罢工情况，1914~1918年
资料来源：Wilson,Myriad Faces,p.221;Horne,Labour at War,p.396;Perzina et al.,Sozialgeschichtliches Arbeitsbuch,vol.III,pp.110~118.
饥饿、健康与不公
德国是因为饥荒才输掉战争的吗？这种观点成为现代欧洲的史料编纂中最常被提起的原因之一，然而它肯定是错误的。总的来看，德国忍受饥饿痛苦的人确实比英国要多，原因很简单，德国的人均实际收入在战争期间下降了24%，而英国的人均收入实际上是增长的。众所周知，英国的封锁行动的确削减了德国的食品供应——不仅是减少了食品的进口；更重要的是，化肥的供应也减少了。毫无疑问，这是管理上的严重失误：德意志联邦议会以渐进的方式逐步设立了最高价格限制（这导致了急需物资最高限价达到史上新低）；1915年春天，为了缓解人们对谷物和土豆的消费需求，当局下令屠杀了900万头猪（即著名的“屠猪事件”），但效果却适得其反。
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夸张。如表9–11所示，德国的食品消费在下降，英国也有相同的趋势。然而考虑到后者国内生产力的增强，英国的食品短缺问题远不及前者严重。事实上，从其他数据来源来看，1918年，德国的土豆和鱼类的人均消费的确要高于1912~1913年间。战争期间，德国的粮食定量配给制度成为众矢之的，遭到了各方的批评；但可以说英国的放任主义政策使得效率更为低下并造成了更多的浪费。1915年1月，德国人对面包供应实行定量配给制度；1916年5月，战时食品部成立。而英国的食品部直到1916年12月才成立，且效率明显低下（尽管威廉·贝弗里奇曾对此进行过辩护）；1917年6月，朗达勋爵接替了达文波特勋爵的食品大臣职位之后，该部门才开始高效运营。由于许多城市都出现了食品供不应求的局面，政府首先对糖类进行了配量供给，并着手建立区域和地方食品分配体系；但直到1918年4月，全国范围内的肉类定量配给制度才建成，仅3个月后，所有的基本必需品才终于都纳入定量分配的体系中。从1915年中旬开始，法国就已经迅速展开行动征购谷物，并控制了食品分配；但直到英国和美国联手向其施加压力之后，法国才最终建立起完全成熟的定量配给制度。但1918年10月，法国爆出了负责植物油供应的联合财团暗中揩油的丑闻。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对食品短缺和价格不公满腹牢骚的德国人言行愚昧，他们真该好好听听法国国内那些更为经典的牢骚。但不管怎么说，德国人面临的食品短缺问题更为严重一些。
表9–11 英国和德国食品消费占和平时期消费的百分比，1917~1918年
注：英国数据按照工薪阶层家庭每周平均消费计算，时间为1917年10月~1918年5月；德国数据按波恩的官方定量供给计算，时间为1917年7月~1918年6月。
资料来源：Winter,Great War,p.219;Burchardt,“War Economy”,p.43.
德国人确实在挨饿。他们不得不将香肠和啤酒替换成令人作呕的代制品和东欧葡萄酒。此外，他们的体态也日趋消瘦：被排除在官方口粮定量供给制度之外的营养学家R·O·诺依曼的体重在7个月内下降了19千克。但是普遍饥饿的观点同样是不成立的——有些另类而敏感的历史学家甚至将饥荒人数确定在75万人之多。诚然，女性的死亡率从1913年的14.3‰上升到21.6‰，与英国相比，增幅确实高出不少（后者为12.2‰~14.6‰）。根据一项调查显示，战前德国的精神病人收容所中，1/3的病人死于饥饿、疾病或管理疏忽。因肺炎去世的人数也有所增加（从1.19‰上升到2.46‰），死于分娩意外的妇女人数也在锐增。与此相反的是，婴儿的存活率明显上升——巴伐利亚地区除外（1918年，该地婴儿死亡率呈上升趋势），但将非法出生在柏林的婴儿排除在外。然而在法国，1918年的婴儿死亡率比1910~1913年的水平高出了21%。此外，温特对战争期间英国公民健康状况的过度乐观。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死于肺结核的患者增加了25%，而造成这一结果的部分原因可能就是营养不良。而有的民族冒着比1918年德国所经历的更严重的饥荒危险继续深陷在战争的泥淖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便是最为典型的案例。
所有交战国面临的最现实的挑战是，如何实现稀缺资源的最优化配置。而在这一点上，德国再次成为失败的案例。在科茨卡的经典研究中，他将战时经济描述为阶级冲突及其他类型的社会分化的激化因素，并为1918年11月的革命埋下了隐患。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政府的干涉似乎将社会不公扩大化，以损害其他人的利益来满足一小部分社会群体的利益。因此在战争期间，特殊利益群体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已超越了各个阶层之间的关系。
然而，能够表现从1914年到1918年这段时期内，德国越发严重的社会不公问题的事例涉及多个领域。从普鲁士的“帕累托系数”上看，1918年普鲁士的收入分配达到了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最为不公平的程度。但造成这些数据结果的人很可能是那些享有高收入但数量相对偏少的企业家。此外还有一些分析认为，生活水平遭受最大幅度降低的人群并不是工人，而是社会学家所说的中产阶级群体。我们之前提过的关于实际收入差距的缩小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受其影响最严重的是公务员，等级越高的公务员，受到的损失越大。此外，以牺牲社会有产阶级为代价的战时调控措施深受工薪阶层的欢迎。战争开始的头几个月，反对过高物价的法令便匆匆出台，1915年年初，当局规定了最高限价。直到1915年9月，联邦议会才宣布物价监督委员会的成立，这是针对物价管控的应对举措。尽管这条法令名存实亡（例如“连锁销售”——这种行为被都铎时代的英国人称为“囤积居奇”），但物价监督委员会的本质目的是对打破物价上限的商贩进行告发和打击，奥地利也创立了同样的监管体系。仅1917年就有1538起成功的诉讼案，直接导致5551家企业关门大吉，歇业时间达到12208天，罚款总数9.23万马克。面对这种形势，店主们不敢再向消费者哄抬物价。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乡下。1916~1917年，政府的管控越发严格（即所谓的“萝卜之冬”）：农民们被迫让警察搜查房屋，并时不时遭受没收充公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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