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正是因为胜利已经唾手可得，德国才会输掉战争。正是对俄国的决定性胜利才使得德国的百万大军像没头苍蝇一样在东欧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的混乱局势中团团转，而他们原本应当在西线作战。1918年春天，德国占领的地盘空前壮大，这也是自1914年以来招致其惨重伤亡的原因：3月21日到4月10日，原有的140万精锐部队中有超过1/5的人牺牲。此外，德军在西线的进攻让东南部和南部的战友孤立无援，而正是从这时开始，同盟国的溃败便一发不可收拾——9月28日，保加利亚要求单方面停战。因此，鲁登道夫当天晚上向兴登堡坦言，认为当下要紧的是停战，否则“情况将越发糟糕”；这也象征承认战败——失败的原因至少有一部分是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
在关于战略问题的辩论中，有人对德国的外交进行了批判。1917年，那些在实力上优于德国的国家寻求和平协商的途径，而不愿冒着终极落败的危险。然而，随着战争越来越深入，牺牲越来越大，这些国家对回报的期待也越来越强。从初级阶段的协商开始，对战争目的的构想迅速升级为一场涉及经济利益和国内政治（而不是战略策略）的公开辩论。这场争论持续的时间越长，就变得越发脱离实际。同时，德国的将军们多次对外交问题进行干涉。例如1916年，在阿瑟·齐默尔曼接过雅戈的外交大臣职位之后就发生过，前者的名字总是与现代社会重大外交失误之一摆脱不了关系（事关一封帮助墨西哥从美国手中重新夺回新墨西哥州、得克萨斯州和亚利桑那州的电报）。因此我们可以说，德国的失败更多是源于政治性因素，而不是物质条件；更多归咎于政策，而非生产力。
但不可否认的是，德军在东线仍然获得了可圈可点的胜利。早在1915年，他们便向沙皇请求达成单方面和平意向；如果当时他们成功了，那么德国人就有可能是战争的赢家了（而俄国也能够摆脱布尔什维克主义）。但俄国人轻蔑地拒绝了这一机会，因此德国人只能继续对其进攻。我们不能低估了这次胜利的意义。考虑到拖延会使事情恶化，总参谋部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对俄国进行打击。1917年，这种打击初具成效。打破沙皇在东欧的独裁统治的设想并不完全是不切实际的。正如诺曼·斯通所言，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事件“非常有可能发生”，而不仅仅存在于幻想之中；英国可能也会乐意承认德国在东欧的霸权——如果德国人的唯一目标是遏制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发展，那么这再好不过了。1916年11月5日，即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发出著名的建立在自主原则基础上的“非胜利和平”号召的前2个半月，德国人先发制人，宣称波兰独立。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芬兰和立陶宛也赢回了主权；但拉脱维亚、库尔兰、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即将沦为“打着明显虚伪的民族自决权力旗号的露骨吞并”的受害者。这是在美军还未发展壮大到其干涉程度足以扭转乾坤之前，向德国寻求和平协商的最好时机之一。
然而几乎就在贝特曼·霍尔维格提出吞并从法国到比利时的“九月计划”之后，这种可能性就荡然无存了。正如我们所见，英国对德国在西欧的计划并不是全盘否认的，比如在中欧建立商业联盟的计划，就在他们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但是德国对西欧和东欧一些地盘的觊觎却成为和平协商的最大绊脚石。早在1914年9月，提尔皮茨、其副手保罗·贝恩克少将以及海军部的其他官员就表现出吞并比利时的意愿。1916年，提尔皮茨的职位被亨宁·冯·霍尔岑多夫接手之后，这一想法更是在多个场合中被反复提起。从赫尔曼·舒马赫1914年10月的回忆录开始，重工者们不断坚持德国应当保留比利时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法国矿产资源丰富的布里耶–隆维地区。1915年5月，上述呼吁出现在六大经济联合体提交的战争目的列表中；除此之外，该列表中还包括吞并加莱海峡地区、凡尔登和鲍尔弗特要塞以及从法国北部沿海延伸到索姆河口的狭长地带。然而却没有人认同阿尔贝特·巴林的观点：自“英国人不允许比利时受到侵犯的政策”出台以后，就不能再有“吞并这些国家”的妄想了；他甚至设想德国“出于对港口经济和军事的依赖”，更不能轻举妄动。
于是，比利时问题再度成为阻挠和平协商进程的拦路虎：早在1914年11月，法金汉就曾向贝特曼提出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即如果试图进行吞并，那么德国就不会得到和平；1916年1月，豪斯上校根据现有的情况提出和平建议；1916年12月，贝特曼考虑进行让步，但却被兴登堡阻挠了；1917年7月，本尼狄克十五世教皇试图从中进行斡旋。作为外交大臣，理查德·冯·屈尔曼于1917年9月提出放弃并撤出比利时的计划；但将军们和海军上将们却仍旧一意孤行，死守不放。1918年3月，沃伯格来到比利时，与美国驻荷兰大使举行非官方会谈，但德国政府仍然坚持这种观点：为了“保证比利时不会被英国和法国当作根据地而利用”，德国要求比利时“割让一小部分”地区给德国。自始至终，胡戈·施廷内斯都对兼并事宜表示支持，战争的最后数周，德国不得不竭尽全力实现其吞并目的，为了给它的——或者说是施廷内斯本人的——钢铁厂进行缓冲保护。此外，他举双手赞成对工厂进行彻底没收，并将占领区内比利时原有的管理模式扫地出门，对该区域“进行数十年之久的独裁统治”。就连鲁登道夫的西线进攻失败后，他仍然怀揣这些美梦，而这足以见得德国的战争目的已经与外交和战略现实脱节了。但施廷内斯这样的人不在少数。1918年9月21日，高级海军司令冯·莱韦措甚至还在梦想德国应在战后攫取君士坦丁堡、法罗拉、亚历山大勒塔以及班加西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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