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该是将比利时拱手让人的时候了——只是为了谋求和平协商，而并不是发起更为猛烈的进攻。在这些进攻失败后（它们注定是要失败的），鲁登道夫不该如此草率地同意签署停战协议；7月15日，他们不该进攻兰斯，而应该理智地撤退到兴登堡防线。
最后，为了停止敌对状态而接受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旨在解决战后问题的“14点方案”实为失误。在得知法国的军事领导人、实业家以及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多次呼吁把莱茵河左岸从德国分离出去——而不是完全瓦解德国——并且将其作为法国的战争目的时，不管是前线还是后方，士气一定会由此而加强。这些都是人尽皆知的事情，这样的提议曾经出现在诸如《法国回声报》等右翼报纸上，例如在1916年年底的信中，查尔斯·莫拉斯就曾拟定了一系列条款，呼吁彻底瓦解德国。同年，杜邦上校在给霞飞的信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计划，他不仅设想让德国归还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还提出吞并煤炭资源丰富的萨尔盆地地区以及巴登地区的两片区域（克尔和格尔默尔斯海姆），割占莱茵兰作为法国的卫星城市或卫星城市群，扩张比利时领土——这样其中立立场就会随之转变为对法国的依赖，分割普鲁士，以及将德国分解为9个州。奥匈帝国也敲响了丧钟。就连阿里斯蒂德·白里安政府1916年10月所采用的最小限度的规划中，都设想让莱茵兰地区脱离德国，保持中立。为了阻止这样的事情的发生，许多德国士兵会毫不犹豫地进行反抗。但如果连他们的领袖都已经迫不及待在停战协议上讨价还价，那么他们所做的一切就真是枉然了。
第十一章 困窘的战时经济
财政与战争
伯特兰·罗素曾将战争的目的定义为“以最小的代价，造成最大的杀伤力”。如果按照这个标准，那么我们可以说，同盟国“赢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为了全面把握同盟国规划战争的优势，我们不仅要考虑军事效率，同样需要考虑经济效益。第九章衡量了交战国的经济状况，但或多或少地脱离了实际的破坏行动，因此没有抓住事情的本质。正如罗素所说，所有战争行为的终极目的是对敌人造成杀伤。因此，对战时效率的任何评估都要考虑到对对方造成的军事损失，正如对军事有效性的任何评估都必须考虑其付出的经济代价一样。为了更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得将目光聚焦战时经济。
众所周知，尽管大部分国家都通过法令来规定分配物力资源，但直到战争结束，它们的经济制度仍旧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来运行，并通过物价管制来监测和控制过分畸形的经济。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全盘掌控原材料、大公司或人力资源（正如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情况）：一切都需要花钱购买。这就意味着传统的战争财政与任何或多或少带有官僚性质的资源分配机构（正如第九章中所讨论的）一样，是经济动员的关键。
1914年以前，许多人都认为，人们无力承担这场发生在主要欧陆强国之间的战争；任何战争行为都将导致财政的崩溃。当战争真正打响后，其造成的直接经济影响似乎验证了这些预言（见第七章）。1914年8月10日，凯恩斯兴奋地向贝阿特丽策·韦布说，
他坚信战争不会超过一年便会结束……他认为，这个世界是个物质极大丰富的世界，但这种财富并不能够迅速帮助实现战争目的：对于战争来说，利用资本设备生产的东西毫无用武之地。当所有可资利用的财富都被挥霍一空时——他认为这需要一年的时间——这些国家便不得不诉诸和平了。
1914年的伦敦充斥着上述这种草率的乐观。阿斯奎思向乔治·布思保证，战争“在几个月内”必会结束。英国远征军总参谋部军官阿奇博尔德·默里也信誓旦旦地对埃舍尔说，“如果诸事顺利，战争3个月后便可结束；如果事情不尽如人意，或许需要8个月；如果超过这一期限，我们便没有能力供养战场的军队和居民，到时需要承担的财政压力将突破欧洲所能承受的极限。”
在此我们不必多言，1914年8月的财政危机并没有让第一次世界大战停下脚步。一位明智的美国外交官刘易斯·爱因斯坦早在1913年1月就对此有较为准确的预言。其发表在《国民评论》的文章《英德对抗与美国》中，他敏锐地反驳了财政崩溃将会结束战争的观点：
这场对抗更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持久的鏖战……参与其中的两方谁都不会占据上风。尽管有很多文章指出，持久战是经济能力所不允许的，但并没有实际的案例来支持这个理论，并且有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现代信用体系对战争的延长起了一定的作用。
这种论点也有不少支持者。1914年，基奇纳也曾对他那些持乐观主义的同事发出过警告。他对埃舍尔说，由于“战争的脚步从未被财政压力所阻挠”，因此这场战争将“至少要持续2~3年”。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布洛赫预示的崩溃局面到来之前，战争的实际花销、欧洲的纳税人，更重要的是国际资本和货币市场都挺过了这长达3年的浩劫。
但崩溃的厄运是否像众人所说的，降临到了德国的头上呢？的确，经济历史学家自始至终都认为，1914~1918年德国的战时经济并不乐观，并将这种局面归咎于“冲上云霄”的通货膨胀。批评的声音中，主要是谴责政府没有充分利用直接税收，并过于依赖具有通货膨胀倾向的借债形式。在他那颇有启迪性的英德经济情况对比中，就连西奥·鲍尔德斯顿都始终坚持认为，德国对通货膨胀的控制是一种失败。他的观点颇为让人信服：实际上，德国通过税收而对战时的公共开支付账的份额并没有比英国少很多。但他的结论却涉及致使德国失败的细微之处：除此之外，正是德国金融市场在吸收政府短期债务上的能力不足，才导致了比英国更为严重的货币过剩。而这些闲置的资金与我们在上一章节中讨论过的管理效率低下的问题不无关系。遭到抑制的通货膨胀——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价格调控——又导致了黑市的出现。这使现存的资源分配不当的问题更加恶化，并促成了德国经济总体效率的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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