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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悲悯_[英]尼尔·弗格森【完结】(120)

  表11–2 政府赤字占总开支的比例,1914~1918年

  资料来源:Eichengreen,Golden Fetter,p.75;Mitchell,European Historical Statistics,pp.376~380;E.Morgen,Studies in British Financial Policies,p.41;Apostol,Bernatzky and Michelson,Russian Public Finance,p.220.

  让我们再次感到惊讶的不是德国的赤字占开支的比例仅比协约国略高一些,而是协约国需要借贷的绝对数字。从表11–3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按照名义价值计算,1914~1919年,法国国债上升了4倍,德国(帝国和联邦州的总和)为7倍,而英国为10倍。意大利的相应数字则为4倍,美国为18倍。1914年8月到1917年10月,俄国的债务增长了3倍。然而这些数据颇具误导性,部分原因是因为有些国家(如美国)在战争伊始时债务基点较低;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有些债务使用的是疲软货币的面值。因此,我在表的底端附上了估算的战争结束时国债的净增总数值(以美元计),从中可以看出,德国的国债实际增长不及英国的一半。

  表11–3 按本国货币进行的国债统计(单位以百万计),1914~1919年

  资料来源:Balderstpm,“War Finance”,p.227;Schremmer,“Taxation and Public Finance”,p.470;Bankers Trust Company,French Public Finance,p.139.

  因此,所有国家皆严重依赖于其国民是否肯购买战争债券。我们知道,战争宣传的一个主题便是围绕这种自愿性和主动性开展的。第八章我们讨论过德国的广告,而这种广告在其他参战国同样俯拾即是。以下便是英国战争电影《一切为了帝国》的宣传语:

  一艘无畏舰需要200万英镑,但我们必须要赢得战争。不惜一切代价。

  三个关键方面——金钱,人力,军火。

  只有两个选择:捐出你的财产,献出你的生命。

  可恶的费用,我们必须赢得战争。

  美国财政部部长威廉·吉布斯·麦卡杜曾于1917年宣称:“一个无法向其政府以4%的利息借出1.25美元的人不应当被冠以美国公民的称号。”人们在购买战争债券的方面同样别无选择。英国在1914年、1915年和1917年分别有3种战时国债,此外,1919年还发行了“胜利国债”。法国共有4种国防国款。在俄国,沙皇发行了6种战争国债,第7种是由省级政府发行的“自由贷款”。美国同样拥有“自由贷款”,用以鼓励公民自掏腰包。德国的9项贷款乍看之下名目繁多,但这不代表它们的效果不理想。随着战争的发展,每个国家的投资者都对相对较高的投资收益趋之若鹜,尤其是当战争陷入糟糕的境地时:1917年年底法国捐款数量的下降就是一个例子。德国的体系中,战争债券被用作从国家贷款银行进行借款的担保,因此战争债券实际上并不会吸收流动资产,法国和俄国也是如此。

  因此,德国通过兜售长期债券,只能为其借款中的一部分付账便无可厚非。1915年3月到1918年3月,德国债务中平均有32%通过发行短期债券得到偿还,英国的相应数据为18%;鲍尔德斯顿指出,这不仅反映出柏林和伦敦财政市场结构的本质性差异,同样反映出英国财政部大量发行中期票据的事实。1919年12月,英国国家债务的31%都是以1~9年内偿清的债券构成的。与法国相比,德国当局的确在兜售其长期债券方面略胜一筹;通过法国战时借款筹措的资金当中,只有19%来自于长期统一公债,这或许是因为法国的长期债务在战前数额就已经很大了。法国债务中平均37%是短期债务(与此相比,德国为32%)。1919年3月,按照相对值计算,法国的短期债务超过了德国(占总数的44%,德国为42%)。俄国比德国更依赖短期借款:1917年10月23日,其总债务的48%为短期国库券的形式。只有美国能够将其战争赤字大致独立地建立在长期债券的基础上。

  美元恐慌

  人们普遍认为,国外贷款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部分是因为人们对英国与美国的财政协商进行了戏剧性演绎,尤其是1916年11月到1917年4月这段时间,许多作家夸大了来自美国借款的经济影响。这种夸张效果可以追溯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战时英国财政部最有影响的顾问之一。前面提到,凯恩斯起初对英国的经济前景信心满满,但他的心境很快发生转变,主要是因为来自布鲁姆斯伯里的朋友的压力(他们都打心眼儿里不支持战争)。尽管他在财政部的工作让他获得了十足的自信和声誉,但若深入来看,战争本身并没有让凯恩斯开心度日。就连他本人的性生活也受到影响,质量下降,或许是因为那些他心仪的伦敦男子都应征入伍了(凯恩斯早年为同性恋者)。1915年9月,即德国经济“垮台论”问世后8个月,凯恩斯便警告世人,除非在第二年的4月之前接受和平,否则将会有“大灾难”出现,因为“接下来几个月的开支将会迅速使我们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但这场大灾难终归没有来临,但在得知一张与同盟国有染的美国公司的黑名单之后,威尔逊曾经发出过让人担忧的威胁:禁止向协约国提供贷款。凯恩斯对其预言做出了新的调整。1916年年底,他致信总理雷金纳德·麦肯纳,告诫说“最迟到明年6月或更早,如果美国总统还一意孤行,那么他将陷入窘境”。

  人们有足够的理由对1916年年底发生的事情表示忧虑,主要是因为联邦储蓄委员会中越来越多的亲德派,反对英国给美国不断增长的透支额度,此事以一个对美国投资者停止向英国投资的“警告”告终。然而,作为一个所谓的凭良心行事的反对者,凯恩斯支持伍德罗·威尔逊通过协商结束战争的努力,而财政压力显然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方式(正如爱德华·格雷爵士于11月28日指出的那样)。1917年2月,在英国经历了一场严重的黄金储备危机后,凯恩斯再一次宣称,英国的资源只够维持4周了。甚至在美国加入战争之后,他仍然没有放弃呼吁停战。7月20日,他向博纳·劳起草了一份声明,威胁说“所有盟国的财政机构”将会“在数天,而并非数月之内崩溃”。威尔逊本人次日总结说,英国和法国将很快“在财政上归于我们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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