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长达数月的行军途中，我们很少碰到妓女，她们根本无法满足士兵们的需要，她们疲惫病态的身体难以取悦一个精力充沛的士兵。出于对这种肮脏的性交易的担心，我们的年轻人开始相互帮助对方排解性需要，毕竟自己的身体是干净的，不会染上性病，但这种单方面的宽慰太过乏味、缺乏性征。之后，有些人开始为这种行为辩护，声称肢体热烈地纠缠着拥抱、共同在柔软的沙地上颤抖的战友之间能够产生一种奇怪的激情，这种黑暗中的官能契合让彼此的灵魂和精神在欲火中融为一体。
然而，这种情景同样近乎幻想：发生在公立学校和名牌大学学生之间的“恋情”似乎并没有如此圆满和完美的结局。1914~1919年，22名军官和270名士兵因为“猥亵”他人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一般情况下，具有同性恋倾向的军官只与军官发生关系，同性恋士兵的对象也仅限士兵。
对乔治·科珀德而言，军官们都是遥不可及的人，他们只是间接地通过军士来传达命令；堑壕作战缩小了这种鸿沟，但军官和士兵之间在物质和社会关系上仍旧有天壤之别。因此我们可以说，人们所欣赏的并非是军官的俊美外表，而是“共同参与”的意愿。对军官的溢美之词往往来自于他们与其他人“一起挖掘堑壕，填满沙袋”，“在堑壕英勇作战”或“熟练地使用铁锹”。士兵诗人艾弗·格尼回忆，宽厚仁慈的军官往往会受到人们的欢迎。“你认为你能爬过去吗，格尼？那里有个坑。”他的一位军官曾经对他说。“没关系，长官！”格尼毫不犹豫地回答。另一方面，其他军官（包括查普曼）承认自己甚至不知道发号施令对象的名字，因为人员流动实在太快；士兵对军官的感受也是如此，军官的死亡和更新率甚至比士兵更高（主要是因为他们试图博取手下的尊重）。
无论如何，军法和纪律并非影响士气的决定性因素，但如果一味地让士兵进行艰苦的训练或无意义的纽扣抛光，那么势必也会对士气造成影响。韦斯特布鲁克认为，军队士气不仅取决于酬劳和奖励的“胡萝卜”，同样需要军法纪律的“大棒”；但比两者更为重要的是将整支军队拧成一股绳的道德和社会关系。
“胡萝卜”政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队生活往往是简单枯燥的，鲜有直接而短暂的物质精神慰藉。下面简单列举战争期间最重要的几点“好处”与“不适”。
1.温暖而舒适的衣服。1915年9月，法国杜河地区的中学教师向部队捐献了4403顶手工编织的巴拉克拉法帽。冬天来临时，这批帽子派上了用场，颇受士兵欢迎。尽管英国的军官拥有量身定做的衣服，但士兵们的军装却做工粗糙，且往往都不合身。然而与其他部队相比，他们的军装已经算是质量最上乘的了。德国军装更为劣质，人人都渴望能够拥有上好的军靴（见《西线无战事》），而俄国军队1914年遭遇的鞋类供应短缺，导致许多士兵赤脚上战场。苏格兰高地军团以能够身着苏格兰短裙为荣（上面扎一条卡其色围裙），但这种着装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堑壕作战；人们后来意识到芥子气很容易使身体出汗的部位燃烧起来，并导致惨痛的后果，于是就放弃了这种穿着。
2.体面的住处。德国的堑壕修建得比英国更为精致舒适，英国士兵很少在家信中表达对自己居住的堑壕的满意感，而德国人在攻克敌人的防线后，对其粗制滥造的程度表示惊讶。相反，与英国人那些“肮脏而拙劣的坑洞”相比，德国人“挖掘的高标准堑壕令他们吃惊万分”。厕所的建造同样值得注意，德国士兵对其专门用来方便的“雷箱”非常满意，而平时一本正经的英国士兵却常常在沟渠里草草了事。
3.食物。几乎所有的战争回忆录中都明确提到，理想的口粮能够对军队士气产生巨大影响，这也正是《西线无战事》这本书的主旨所在。清晨，熏肉的香气极大地鼓舞了双方士兵（云格尔和里德尔便有此经历）；相反，正如乔治·科珀德所回忆：“在食物供应上，哪怕有一点儿不足，便会招致不满的嘀咕和怨言。”如果发生在云格尔身上的情况实属正常，那么可以说，1917年下半年德军的饭菜质量则出现了严重的退化（“稀疏的汤粥……面包缩水到1/3……半发霉的果酱”），这也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次年春天，就在德军突破敌人防线时，由于疯狂掠夺战利品，他们错失了战斗的最佳时间。陆军将军冯·艾内姆感慨道，他的第3部队已经堕落成为“一帮窃贼”。但我们对此也不能过分解读：对战利品的渴望是战士作战的动力来源之一。法国士兵的家书中充斥着对食物质量差、供应不足愤怒。“我们已经连续9顿饭都在吃罐头牛肉和越南米了，”一位士兵在1916年6月抱怨道，“他们应当提供鸡肉。”
4.麻醉。如果没有酒精——或许也没有烟草的情况下，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本无法继续进行。当皇家苏克塞斯团军士哈里·芬奇在帕森达勒战役打响前夕向无人区进发时（1917年7月31日），他惊奇地发现，他的大部分手下在匍匐着等候进攻时却“进入了梦乡”。除了疲惫，朗姆酒对此负有同样的责任。“如果没有提供朗姆酒，”一位军医随后声称，“我认为我们无法夺取战争的胜利。”这仅仅是种掩饰，他并没有提到在不战斗时这些醉汉究竟消灭掉多少朗姆酒。普通士兵可能随时抓住机会喝得醉醺醺的，正如一位高地轻步兵团军官所言，他们对此有着“极高的天分”。对乔治·科珀德来说，最为不幸的事情是在“军官们开怀畅饮他们免费的威士忌时”，他“却不得不在一座荒凉的村庄里搜罗酒水”。当无法供应、支付不起酒水，或者已有的酒水无法饮用时，法国军队的士气往往一落千丈。澳洲军团一位士兵诗人在1918年6月如此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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