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在战争的最后3个月中，才出现了大批德国士兵投降的情况，战争也因此而得以停止。这是决定协约国取得胜利的关键，但我们很难解释德国人为何突然如此热衷于投降。最普遍的一种解读是，鲁登道夫的春季进攻计划虽然一开始小有成果，但最终仍然免不了失败，因此士兵们坚信他们不会取得战争的胜利。另外一种可能性在于美国士兵参与西线作战，由于他们恪守善待俘虏的良好传统，因此许多德国士兵“慕名”投降了。来自马林第5军团第21营的埃尔顿·麦金在1918年11月7日向默兹河进发的途中，偶然发现了几具德军机枪手的尸体，他顿时感到十分困惑：
敌人四散逃窜，那些绝望的勇士竭尽其所能，以死相抗，最终一命呜呼。
我们很难理解这些人。他们为数不多，每组很少有超过两三人的，并且都非常年轻。这些年轻人留下了，丢掉了自己的性命，只是因为上级的命令。而那些老兵则要精明得多，还没等我们开枪，他们就高呼“投降”，因而保住了性命。
然而研究数据明确表明，只有很少一部分德国人——大约4.3万——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向美军投降，而向英军和法军投降的人数却有33万之多。瓦解德军士气的或许并非是美军在战场上的表现，而是德国人对美国源源不断的增援力量的想象和担忧。无论如何，正如那些老练的英国和法国部队一样，美国部队同样采取赶尽杀绝的方式来对待俘虏。根据麦金本人的回忆，他曾接到美国远征军第5军团的查尔斯少将的命令：“前方向北延伸的道路上有一个分配站……去给我拿下。在你们夺取它后，如果身边有俘虏，那你就不得不分给他一部分食物而自己挨饿……所以大家都听好了，在这3个山脊作战期间，不要接受战俘。”之后麦金又讲述了他们是如何执行这一命令的：有一名德国伤兵活了下来，“因为我们年轻的战士还不懂规矩……他是唯一一名幸存的俘虏”。
关于1918年年底德军大量投降的原因还有待商榷。如果说德国士兵已经“悟”到自己会输掉战争，那么就意味着他们对战争的总体局势有所把握，而实际上许多前线的士兵并没有这种能力。继续作战还是投降的抉择更多地取决于个人的直觉判断，并非出自对战略时局的分析。比如，恩斯特·云格尔为何在自己已经处于毫无希望的境地时（就在停战协议签署前几个星期）仍然拒绝投降？如果与他手下的士兵一道负隅顽抗，那么他的生命将岌岌可危。他的动机似乎出于对个人荣誉的维护，就像那位身负重伤的德国士兵拒绝接受英方的药物治疗一样，因为他想“光荣地死去”。类似的一个问题是，麦金在1918年11月见到的那些阵亡的年轻德国机枪手又为何要进行毫无意义的反抗呢？
1920年7月8日，温斯顿·丘吉尔在国会下议院发表演讲称：
我们曾一次又一次见证了那些在枪林弹雨的危险中向敌人的堑壕发起猛攻的英国军官和士兵，在他们成功抢占敌人的阵地之前，他们中的半数都倒下了。这无疑是漫长、血腥的一天，炮火纷飞，朝不保夕……但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战士对待俘虏的态度不仅表现出仁慈宽厚，还非常友好善良。他们克制了自己的情绪，依据战争法惩罚了那些理应被惩罚的人，同时对那些诚信投降的侵略者予以谅解。他们对战俘表现出同情，甚至在自己面临危险时，还想方设法帮助那些受伤的俘虏。这种事例数不胜数。
“数不胜数”，或许如此，但这种情况总的来说不常见。如果双方都能够积极鼓励敌人投降——而非继续贯彻“赶尽杀绝”的传统，使对方过分担心投降带来的危险——那么可以想象，战争不久就会结束，且德国不一定是失败的那一方。相反，如果更多的人都排斥俘虏，那么战争将持续到什么时候就不得而知了。
永无止境的战争
一般认为，人们当时大规模投降的原因是出于“厌战”。一名叫奥古斯特·比尔曼的巴伐利亚士兵在阿拉斯投降，并对俘虏他的敌人说：“我们厌倦了毒气，厌倦了炮弹，厌倦了严寒，厌倦了饥饿。我们的战斗意志已经不再，我们的精神已经崩溃。”这无疑代表了很多人的心声。然而矛盾之处在于：虽然疲于应战，但人们对暴力却始终没有厌倦。卡尔·克劳斯曾在《人类的最后时日》中如此警示世人：
从战场上回来的勇士们会闯入他们的家园，并在那里再次点燃战争。他们要借此弥补并夺回自己没能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与已经取得的和平相悖，战争的本质——谋杀、掠夺和奸淫再度粉墨登场。承蒙上帝保佑而脱离了苦海，却又一次陷入了苦难的深渊！这些并非发生在堑壕、并非出于任何人的命令的可怕行为已经蔓延开来，无孔不入，这个世界将出现更多的死亡和疾病，甚于战争本身给人们带来的痛苦。
D·H·劳伦斯对此表示了赞同。“战争并未结束。”在签订停战协议的当晚，他对戴维·加尼特如是说：
仇恨和罪恶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战争不久后便会卷土重来……即便战争暂时停止，由于人们心中挥之不去、愈演愈烈的仇恨，罪恶也不会停止，反而会以比战争更为糟糕的形式再次上演。不管发生了什么，地球上永无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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