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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悲悯_[英]尼尔·弗格森【完结】(145)

  我不相信……法国真会将其重新开战的威胁付诸实施……一两年以前,法国的信念可能还是坚定的,但今非昔比。法国人对官方赔偿政策的信心正逐渐丧失……他们深知,这并不现实。但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但他们仍然虚张声势。他们清楚自己不合法的暴力行为将从情感和道德上让自己处于孤立状态,摧毁自己的财政,丧失原有的财政优势。普恩加莱先生可能会出言苛刻,但他不会造成多大影响。实际上,他的演讲只是一种选择,而不是行动的根据。他越是夸夸其谈,他的行为就会越发缩水……

  此外,他还批判了这样一个观点,通货膨胀正在导致“德国社会的瓦解”:

  我们不能忽略资产负债表上另一方面的内容……内部债款的负担业已清算。目前,德国向协约国支付的所有赔款……全部来源于国外投机商人。我不相信德国能从本国资源中抽取一分钱用于偿还赔款。这些外国投机商人清算了所有债务(或许还超出了这个数额)。

  他的总结相当于对德国延期偿付、贷款及削减战争赔款等要求的重申。

  私下里,凯恩斯并非如此冲动。但公众舆论却能造成很大的影响,主要是因为他道出了德国人的心声。普恩加莱的幌子应当被揭穿,这是传递给柏林政府的消息。这并不是该演讲的唯一重点。凯恩斯在他的演讲中还预示,“科学技能、管理技能和执行能力兼具的那天即将到来……当然不是今年,但会是明年”;该预示与沃伯格极其同伴之前提出的号召相吻合——“在面临所有世界性经济问题时,外交官和政客都要让步于商人”。11月初,阿尔贝特·巴林的继任者(汉堡至美国航运公司董事)威廉·库诺被任命为首相。身在英国的凯恩斯对此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他兴奋地敦促这位新首相“大声疾呼,明确立场”,并坦言“十分嫉妒库诺的工作”。

  如果将法国占领鲁尔区以及德国货币终极的、无法挽回的崩溃现实统统归咎于凯恩斯,将是十分荒谬的。但他的确从中促进了两者的发生。他并没有为普恩加莱的话而感到惊慌(实际上,后者并没有“虚张声势”)。在法国占领鲁尔区的头几个星期里,他鼓励德国人“坚持到底”,并呼吁政府“保持冷静”。1923年5月,法国并没有削弱其掌控鲁尔区的力度,且德国经济在超级通货膨胀中越陷越深,这时凯恩斯才承认他的战略计划失败了。

  在此我们毋庸赘述库诺的失败以及这一拖沓过程激起的消极反抗情绪,只需了解凯恩斯在其《货币改革论》一书中的描述即可:

  有必要承认,库诺在整治财政部和德国银行的不称职和无能导致了他的政治失败。在这灾难性的时刻,那些对德国财政政策负责的人并没有做成一件明智的事情,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丝察觉。

  不得不说,凯恩斯在事后才做出了明智的举动,而不是当时。他如今督促采取的反通货膨胀措施——货币限制和资本征收——1923年12月之前,并没有向德国人提出过。实际上,在许多场合,凯恩斯赞成德国人大规模地对通货膨胀造成的国外资产进行征收。最终,他似乎情不自禁地将通货膨胀视为一种在经济外交领域的成功:“这段时期内(1929年6月)德国的卓越经历和成就或许有必要使协约国相信它们之前榨取赔款的措施无果而终,同时预示了道威斯计划的诞生。”

  1932年,他在汉堡的演讲中也陈述了这一点:“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一直对所谓的‘执行政策’的明智与否表示怀疑。如果我是一个德国发言人或经济学者,我想我可能不会赞同。”

  无心偿还

  凯恩斯在凡尔赛“爱上”的人将《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称为“具有吸引力的”、“战后历史新发展的里程碑”。毫无疑问,梅尔希奥的观点是正确的。凯恩斯对《凡尔赛和约》的反对和攻击无疑让曾经迷途的德国产生了罪恶感。时至今日,学者们还普遍赞同当时的观点,即协约国的赔款协议是将德国拖入通货膨胀泥潭的元凶。哈勒尔认为,在德国财政已经失常的情况下,协约国的赔偿要求无疑是雪上加霜。为了平衡顺逆差结构,德国除了通过售卖马克纸币来购买硬通货之外,别无他法,因此外汇汇率被压低,进口价格和国内物价水平却随之抬高。巴里·艾肯格林一语中的:赔款“对通货膨胀负有终极责任”,如果没有战争赔款,预算赤字就不会出现。因此人们往往得出结论,协约国希望德国政府通过提高税收来支付战争赔款,但这一建议普遍不受欢迎,德国政府除了逃避付账之外没有任何办法。最明显的解决方法是让通货膨胀继续存在,用格雷厄姆的话说,这种方法“绝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公共财政的好转只能带来更为严苛的勒索”。这种手段在政治方面同样有其合理之处,因为这样可以有效拉动德国的出口量。协约国国家会对此感到压力,让它们不得不承认,德国的战争赔款只能以牺牲协约国工业利益的代价来实现。因此,货币贬值成为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并成为“说服全世界其他国家降低赔款负担”的最有效途径。实际上,这一策略一举两得:由于这一时期流入德国的借款从未得到偿还,因此一位历史学家进一步将这种现象描述成“美国向德国的‘赔款’”。在其关于德国通货膨胀的权威研究中,费尔德曼明确指出:协约国的和平条约“提出了对方无法实现的要求和无法容忍的选择”,赔款可能反而“抑制了稳定因素”。这是凯恩斯的观点在之后80年中的传承。然而历史学家却没有认识到凯恩斯被其德国朋友利用的程度,以及他在其和平结果的分析中的错误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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